我們的軍需長又要做喜事了——不，與其說是做喜事，倒不如幹脆說他又要弄一個女人了。說他“又要”，這就是，自從他委任軍需長以來，縱然還不到兩年，是已經弄過七八次了，而且是每次準弄到手的。照這樣情形，說不定以後還要弄多少次呢。這弄女人似乎就等於軍需的一半職務。
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弄，那倒不必研究。極簡單的理由就是：由一個人變成了這樣的軍官，並且在全武力占據著某一個地方時候，弄多少個女人卻是並不在乎的，這在他們的生活中，簡直比開一門步槍還要平常。
對於弄，各人所采取的手段並不一樣，有的用欺詐，有的用誣賴，有的用野蠻，終於都免不掉威嚇的。但是我們的軍需長一個人獨獨冠冕多了，他用錢——錢並不多。關於這方麵的耗費是也有賬目可觀的，這自然因為他是當軍需的緣故，所以在一本另外的流水簿上寫著——
第一個四十元
第二個三十五元
第三個四十四元
第四個二十元
第五個五十元
第六個三十元
第七個五十五元
假使不因為這樣挨一個的記著價目，恐怕到後來，連他自己也會記不清白究竟曾弄了多少個吧。象這一本賬簿，雖說並不特別珍惜似的也和“馬料開支簿”放在一起，但有一個生朋友來的時候，總難免又故意去翻開，讓別人知道，好象這賬目正不亞於那少校肩章的光榮。
我們的書記官對於這本賬簿有一句很好的讚歎。
“這比委任狀好多了！”他說。
這真不是一句過譽的話。一張委任狀在現職的軍官眼中已經是尋常的東西了。可是這一本賬簿卻不尋常，它實在有它的新鮮異樣的地方。譬如說，那張目中，雖然所記的全是多少元，但是元之中就有那各別的意義——如同四十元等於一個女人，三十五元則又等於別一個女人，而且這四十元和三十五元的每一元又等於這個或那個女人的某一部分。單在這一點上，當然，比起那死板板的委某某某為什麼什麼什麼的委任狀，好多了。所以我們的軍需長對於這一句話是十三分地受用的。
那末在他寫著第幾個和多少元之時，那心中的快樂和驕傲，實在不是別的人所能夠知道了，至少總比他從軍需上揩油的歡喜，要增加好幾百倍吧。
那末這一夜我們的軍需長又有丁這種心情，因為他又在這本賬簿中加上一筆了。這一筆是挨著那“第七”添下去的，不消說是“第八個”，並且數目是“七十元”——這是比其餘的價錢都大。
“這一個可不賤！”我們的軍需長是這樣覺著的。其實呢，七十元在他的身上真不算什麼，他那一夜不在賭博中輸贏一兩百。
不過女人究竟比不上麻將牌。我們的軍需長是能夠在牌桌上並不在乎的輸上兩三百，但池總不肯弄一個女人用上一百元。這一個七十元的確算是很不賤了。
為什麼我們的軍需長會這樣的賤視女人？自然，這有他的理由。他覺得無論怎樣女人都不能和麻將牌相比的，打牌有輸也有贏，錢是來來往往州，現不定昨天輸了一百今夜反贏了兩百。女人呢，可就不同了，花去了四十就是四十，一百就是一百，是永遠撈不回半個銅板的。因此在他的靈魂中便有了一種不可磨滅的真理，這真理又變成格言了，是：
“寧肯在一付麻將牌上盡輸，卻不能隻和一個女人在床上盡睡！”
所以還不到兩年的光陰，我們的軍需長，截止此刻為止，是一個又一個，沒有間斷地把女人棄到八個了。在每一個新的女人鼻到的時候，那舊的，使象一床舊氈子似的棄掉了，於是由軍需長個人取樂的玩具落為兵士們共同撒野的遊戲場了。
在這裏，誰能夠不這樣的承認麼？一個女人，縱然七十元，但是你看，多便宜！
胡也頻（1905—1931年）又名胡一平，筆名胡崇軒、沉默、也頻等。福建福州人。曾入大沽口海軍學校學習軍械製造。1924年發表第一篇小說《雨中》。曾與項拙合編《民眾文藝周刊》，與沈從文合編《黑》月刊和《人間》月刊。1930年到山東濟南省立高中任教。後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任執行委員、工農兵通訊委員會主席。1931年被故人逮捕，2月7日被秘密槍殺於龍華，為“左聯”五烈士之一。主要作品：短篇小說集《聖徒》、《活珠子》、《往何處去》、《詩稿》、《消磨》、《牧場上》、《三個不統一的人物》、《四星期》等，中篇小說《一幕悲劇的寫實》、《到莫斯科去》，長篇小說《光明在我們的前麵》，戲劇集《鬼與人心》、《別人的幸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