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坐的諸位聽了戴先生的話，禁不住對那些無名義士肅然起敬。
“那麼哪一些情況不能算義呢？”小朱、小沈等幾位學生還想聽聽老師的解釋。
茹先生說：“沽名釣譽者不能算義。義不是為了出名，而是一種職責，一種義務，一種本能。義不是商品，也不是能用錢買來的，更不是一種裝飾品，也不是為了作秀。為了個人的名譽、利益而去做義的事情，和義的本義是背道而馳的。沽名釣義者非但不是義，反而是不義。”
計先生說：“黑社會兄弟拉幫結夥，所謂講哥兒們義氣，不是義。一言不合，拔刀相助，打家劫舍，明知不對，也要去幹；結夥行凶，大打出手，等等，這些在黑社會成員看來，都是義氣，實際是幫會的人為非作歹，擾亂治安，損人利己，危害社會的行為，這那裏是什麼義，是犯罪麼！”
符女士說：“盲目隨從，不能稱義。日本侵略中國，最後被打敗了，有的日本士兵，覺得愧對天皇，不願投降，有不少士兵切腹自殺，他們自己覺得這是一種忠義行為，實際是大錯特錯，一錯再錯，毫無價值。”
戴先生說：“個人恩怨，不是義。親戚、好朋友，不論是非，總是對的。我的老祖宗做了侵略別人、殘害別國的事，受到了懲罰，現在死了，我還是要到靖國神社去祭祀他們，不為別的，就因為他是我的祖宗。請問，如果他不是你的祖宗，而你是受害者，你還會去祭祀他們嗎？個人恩怨是不值一談的。”
尹先生說：“挾嫌報複不能稱義。心裏懷著怨恨，乘機報複。就像江青那種人，一旦有了一點權勢，就把上世紀三十年代了解她底細的人一概排斥、打擊，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挾文化大革命之名義，行打擊報複之實，實在是太不仁義了。”
小米說：“現在社會上見義勇為的事情似乎少了，不像過去經常見到有這方麵的報道，是現在社會的治安比以前好了，盜竊搶劫的事件比以前少了嗎？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呀？諸位老師能不能講一講。”
計先生說：“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要問現在的社會治安狀況是比以前好了，還是差了，這個我不好說，但是結夥行凶，搶劫國家財產的事恐怕也不少見。一個主要原因似乎是教育有點脫節。過去倡導保衛國家財產，遇到搶劫要與匪徒搏鬥，誓死保衛國家財產，輿論上也大肆宣傳、表揚，可現在不同了，現在強調人權，強調人的生命第一，相應的國家的財產就放在了次要地位，誰還去舍身保衛國家財產呢！就拿搶銀行來說，早在建國初期，五十年代，雲南瑞麗地區一個基層銀行幹部徐學惠，因與入室搶劫的匪徒搏鬥，被砍掉了一隻手，結果財產保住了，而自己的一隻手卻沒有了。謀體對此事作了大量宣傳報道，人民銀行總行的領導特請徐學惠到北京來做報告，還派專人伺候徐學惠，陪她到蘇聯去配假手，給了她很大的榮譽。在這種宣傳教育下，誰不心甘情願他去為保衛國家的財產英勇奮鬥呢？六十年代湖北省一個農村信用社幹部楊大蘭、潘星蘭，與入室搶劫的匪徒博鬥，楊大蘭付出了生命，潘星蘭被剁掉了一個耳朵，而信用社的財產保住了，國家也大力表璋了這兩位女幹部，人民銀行總行請幸存的潘星蘭到北京來做報告，給了她很大的榮譽。要知道徐學惠、楊大蘭、潘星蘭她們當時都還隻有十幾、二十歲呀！在她們腦子裏國家觀念是多麼深呀！而現在人們把個人的生命看得比國家利益要重，因此，與匪徒搏鬥誓死保衛國家財產的事自然就少了。”
小朱說：“一些外國電影裏常常有強盜持槍搶劫的鏡頭，幾個強盜（那怕隻有一個）持槍把許多銀行職工驅趕在一個角落，大家舉起手，無所舉措，任憑強盜裝滿了錢袋揚長而去。”
小史說：“外國的銀行大多是私人銀行，職工與老板不是一條心，我何必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衛老板的財產呢！”
小王說：“說的倒也似乎有理，但你既是這家銀行的職員，你和這家銀行的利益就是一致的，老板的財產被搶劫一空，銀行受到損失，你的工作也就沒有了保障，其實這並不是一個雇主與雇傭之間的關係問題，而是一個正義和道德水準問題。”
小陳說：“這方麵我國解放軍做得比較好，解放軍舍身救人、救災的事有關報道不少，值得令人欽佩。”
小丁說：“解放軍部隊是一個大熔爐，軍隊裏紀律嚴明，對戰士的要求很高，解放軍戰士的義理素養都是很高的。”
茹先生說：“是的。唐朝的大文學家韓愈曾經說過：‘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他把傳道放在第一位，老師的首要任務是傳道，其次才是講授學問，解答困惑。道是什麼？道就是道德，就是道義，就是怎樣做人。姑不論他說的道和現在的道有什麼區別，但他把傳道，而不是把傳授學業放在第一位，是極有遠見卓識的。一個人不知道怎麼做人，他學問再大也沒有用。古代如此，現代何嚐不是如此！”
討論逐漸轉到當今的社會風氣上。茹先生說：“毛主席有一個題辭：‘向雷鋒同誌學習’。雷鋒是一個軍隊的基層士兵，平時助人為樂，做了很多好事，雖然這些事不一定很大，甚至很小，但總是很道義呀，社會上這些道義的人，道義之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向雷鋒學習有什麼不可以呢？然而彼一時，此一時，時過境遷，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再提雷鋒了，而一提到雷鋒，有些人嗤之以鼻，不屑一顧，挖苦者有之，取笑者有之，撇嘴者有之，揶揄者有之，不齒者有之，探其原因，恕我直言，無非雷鋒隻是一個基層小幹部，沒有什麼大能耐，這些小事很平常，很平凡，誰不會做呀？值得這樣大張旗鼓地去向他學習嗎？是呀！這些小事誰不會做呀？可是誰又做了呢？誰又經常做了呢？大概一些大人先生們做的都是大事，對雷鋒那樣的小事是不屑一顧的。雷鋒，如果放大一點來說，不一定是專指某一個人，而是指一種精神，一種舍己助人的精神。在一個物欲橫流的時代，隻曉得自己發財致富的人，那裏還會想到舍己助人，雷鋒這樣的人不在他們眼裏，也就不足為奇了。”
計先生說：“時下‘為人民服務’的提法。也有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這個口號還要提，一種意見認為可以不提。認為可以不提的理由是：現在大家做的都是為人民服務的事，何必再提這個口號呢？這些先生太善良了，也太天真了。現在大家真的都是做的為人民服務的事嗎？恐怕不見得吧！為自己服務，為金錢服務，為名譽、地位服務的恐怕為數不少。現在真正為人民服務的不是多了，恐怕是少了，或者說不像以前那麼多了，有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或號召，有什麼不妥？還需要有大家來進行討論呀？”
尹先生說：“有的人甚至說劉胡蘭英勇就義的事是假的。想來這位先生對山西文水的地理人文頗有研究，但是誰又能深切體察到當時老百姓所處的惡劣環境，在敵人屠刀下生存的仇恨心情，真正體會到那些義士們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呢！有的人替紂王翻案，說紂王也做了很多好事。在曆史的塵封中去對一個殘暴的君王歌功頌德，鳴冤叫屈，美其名曰研究，但這種研究對人民有多大的價值？對人民有什麼好處？除了造成人民的思想混亂以外，還真看不出有多大的公義呀！這樣的社會怎能不浮躁呢！”
“還有哪些因素使一些人不願意見義勇為呢？”小路問。
尹先生說：“一個原因是受到社會風氣的影響，被一些不良事件誤導，產生負麵教訓。譬如報載：一個老人在馬路上摔倒了，一個過路人立刻前去把他攙了起來，豈知那個老人非但不感謝，卻反咬一口，硬說是那個人把他撞倒的，這個人有口難辯，怎麼也說不清楚。老人其實並沒有什麼傷，卻硬要這個人陪他上醫院診治，這個人實在被弄得啼笑皆非，好心當驢肝肺呀，陪了時間，還陪了金錢，以後誰還去幹這樣的事呀！這個事情給人們的反麵教訓很大，倒不是大家不願意做這類救助人的事，而是不敢做呀！虧得這個老人還沒有鬧出什麼大事，如果一個老人本類就有什麼病的，一摔，摔壞了，其他病並發了，死了，你去扶他不是還要負起民事甚至刑事責任嗎！”
說到這裏，茹先生插上說：“這事我也親身經曆過。一次，我去中關村新華書店購書，回來途中在一個車站候車，見到有一輛公交車開過來了，正是自己想要上的，但那輛車在我前麵一、二十來步時就停下了，而且開了門，有一些人就上車了，我心一急，趕緊奔過去，那曉得跑得太快了，一下子跌倒在地，摔了個大馬扒。這個時候，車站上候車的人很多，還有許多路人，但沒有一個人上來幫我一把。我自己慢慢地爬起來，看見那輛公交車還停在那兒，大概是司機看見我扒下了，想必我要上車，就有意識地等我一下。我踽踽地向前走了幾步，上了車，揀了一個位子坐下。這時我才覺得手臂有點痛，一看出血了，我禁不住唉了一聲。旁邊坐著的一位女士也看見了，說：‘怎麼出血了？’我說：‘剛才摔了一跤。’她馬上從包裏遞過來一張手巾紙讓我擦血，一張用完了，血還沒有擦淨，她又遞過來一張，終於把血擦幹淨了。這時我心裏確實非常感激，連聲稱謝。唉！世界上終究還是好人多，壞人少，這位少女，還有那位等我上車的司機，都是好人。但那些袖手旁觀的人也不能說是壞人，他們也很可能想上前幫我一把，卻又不敢，深怕讓人倒打一把，有口難辯吧！這就是被一種不良社會現象誤導，以至產生了負麵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