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希為例
晚清在民國時期傳入的德語作家,由於譯名等關係,不少人至今身份不明,比如《繡像小說》第5至25 期(1903 年7月~1904 年5 月)上斷續刊完的小說《環瀛誌險》的作者“維也納愛孟孫”;再比如《小說時報》25 期(1915 年9 月1 日)中《願為同命鴛鴦》的作者“德國醫士喀蘭德”。翻一下《民國時期總書目·外國文學》,這種情況還大有例在。徹底弄清這些作家的真實姓名,費時費力,結果還可能皓首窮經也無法如願以償。當然,除了德語文學,其他國家文學的漢譯史麵對同樣難題。可謂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
“奇首”和“刻羞”
曾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機關刊物之一的《拓荒者》1 卷2 期(1930 年2 月10 日)上有馮憲章譯、日本川口浩著《德國的新興文學》一文,介紹的一位德語作家名叫“奇首”。倘若文中沒有出現他的德語原名,可能很難弄清,他就是今天的基希(Egon Erwin Kisch,1885~1948)。
同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刊物之一的《大眾文藝》2 卷3 期(1930 年3 月1 日)載陶晶孫譯、日本中野重治作《德國新興文學》一文,也提到一位德語作家“刻羞”。假如下文不繼續交代他是“所謂報告文學的元祖”,後人可能也很難知道,他是基希的又一譯名。
基希初介
兩篇譯文告訴我們,德國左翼文學,又是繞道日本,敲開中國文壇大門。而基希是先入者之一。上提馮憲章譯文該是我國較早詳介基希的文章,故不憚詞費,照錄如下:
埃·埃·奇首
一八八五年生於布拉格。有《女牧羊者》(今譯《女領班》),《布拉格的冒險》,《被盜了的街》,《布拉格軍團的兵士》等長篇小說;但是他的本領,在為普羅列塔(利)亞新聞記者的隨筆及紀行文中。
從長年的新聞記者生活,他創造出了一個新的文學形式。這是所謂“列波爾達知埃”①。即以新聞記者的簡潔的話,將生起的事件依原狀留在紙上。他這種形式廣及了文學的領域。《狂速的通訊員》(今一譯《怒吼的新聞記者》),《狩於時代之中》(今一譯《時間的追逐》)等是他代表的作品。
他自然也不能說是純粹的社會主義者;但是他不混空想誇張等主觀要素的“列波爾達知埃”,今後將給普羅列塔利亞貢獻許多的東西吧。事實上他的作品有小說以上的趣味與煽動力。
報告文學作為一個文學類型,前身是探險記錄或報告。19 世紀末,隨著新聞媒體的發展,又成為現代新聞報導的一種手段。而基希無疑是真正使它成型的代表作家。所以,上文說他“創造出了一個新的文學形式”,大致無錯。“普羅列塔利亞”即無產階級的音譯。文章強調了基希的階級立場,也合事實。他作為一名進步記者和作家,不僅參加過維也納的工人士兵蘇維埃行動,也曾是奧地利共產黨員,還是德國無產階級革命作家聯盟的創史人之一。中國左翼作家有理由把他引為同道。
基希的作品,在他的代表作《秘密的中國》尚未落筆,遑論在中國發表之前的年月裏,已在中國流傳。其中之一是其理論文章《報告文學之社會的任務》。袁殊作《報告文學論》(載《文藝新聞》1931 年7 月13 日)和阿英著《從上海事變說到報告文學》(南強書店1932 年版)均引此文。袁殊在引“其休”話後,提挈出基希意義中報告文學家的必要素質三條:“一,敏銳的感覺與正確的生活的意誌;二,對社會的強有力的感情;三,和被壓迫者階級緊密的團結的努力。”報告文學作為一個文學類型,本身無階級性可言。但它的主要創立者基希是具有鮮明無產階級立場的左翼作家,報告文學在30 年代初入中國之際,其階級性也就得到中國左翼作家特別的張揚。
十餘年後,胡仲持的歸納當同出此源。他在《論報告文學》(載《文藝學習講話》,智源書局1949 年)中也說:“德國報告文學家認為報告應當具備三項必要的條件,就是(1)嚴格地忠實於事實;(2)強烈的社會的感情;(3)對被壓迫大眾的密切的聯係。”
《秘密的中國》成書過程
中國文壇對基希的莫大興趣,也許讓基希冥冥之中感到了召喚。這位足跡已遍布歐美及非洲大陸的報告文學家,決定叩訪中國,並事先擬好了一項寫作計劃。1932 年,他經西伯利亞大鐵道,秘密潛入中國,從5 月到8 月在上海,南京和北京作了共三個月的停留,①寫出了他的傳世名著《秘密的中國》,1933 年在柏林發表。據說,此書的不少資料還是魯迅提供的。戈寶權在《魯迅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中就說:“遠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戰事之後不久,用德文寫作的捷克著名報告文學家基什……來到上海訪問,看來他是經過史沫特萊的介紹同魯迅相見,據說他後來寫成的《秘密的中國》一書,其中不少資料是魯迅提供的。”②
此書單篇譯文及文壇反響
《秘密的中國》問世伊始,即遭納粹焚毀,但其影響已越出國界。在中國,上海由部分左翼作家創辦的《文學界》雜誌,特邀周立波將此書譯成中文,並在1936 年6 月5 日的創刊號上為此譯廣告天下。編者附言曰:
埃貢·愛爾文·基希……是德國的最著名的報告文學家———是一個所謂快步的報告文學家。他在他的作品裏麵,很活潑地把事實通過了望遠鏡和抒情的想像,藝術地編配起來,形成了今日盛行世界的報告文學的最優秀的標本。以前,他的作品,因幾位熱心提倡報告文學者的介紹,在中國見到過一些,已為文壇所珍視。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曾來過上海,寫了不少新作品,《秘密的中國》……就是他最近編集成功的一種,凡所記述的“秘密”,都不是一個尋常的外國人所能知道,就連我們中國人自己,也不易發現的。現在我們約立波君把全部譯出,按期發表一二篇。
此文既介紹了基希其人其書,也交代了譯作背景:此為周立波的“應命之作”。這也難怪,《文學界》是當時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解散後,一部分左翼作家另辦的文學刊物,尤其提倡具有現實政治意義的報告文學。上提曾經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機關刊物的《拓荒者》(1930 年5 月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對基希的推舉,可謂後繼有人。
這篇編者的按語行文也頗有趣,顯出參考外文的痕跡。比如“快步的報告文學家”的原文無疑是上引馮憲章譯文中“狂速的通信員”的同一詞:Der rasende Reporter,今一譯“怒吼的新聞記者”。此為基希一代表作的書名,後成為他本人的別名。而文中“已為文壇所珍視”句,也透露出了此前基希作品已有中譯。的確如此。章鐵民早在《現代文學》創刊號(1930 年7 月16 日)上,已譯出基希的報告文學《卓別靈訪問記》,周立波在《申報周刊》1 卷13 期上也曾發表了《秘密的中國》中《黃包車!黃包車!》一篇。①而基希1935 年在國際作家保衛文化大會上的講演《一種危險的文學樣式》,其中譯也於1936 年5 月1 日刊登在《文學叢報》2 期中,譯者胡風,又一位中國現代文壇的卓縈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