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氣無力地把大使的撤出通知重複了一遍，根本不敢看他倆的表情，連我自己都邁不過去的門檻，我不知道要怎麼勸他倆邁過去。當我說完最後一個字，聽到“哐當”一聲，猛地抬起頭，看見從椅子上彈起來的楊小勇，煩躁地在房間裏打著轉，像是想找個出口發泄一下，卻無從尋覓的困獸。
“那天，我有事去大使館，還遇見張維秋大使了呢。”冀惠彥拿起一根我的香煙，也不抽，就那樣拿在手裏，悶悶地說，“他跟我說，他們要撤了。我說，那你們撤吧，我們幹脆住到大使館來得了，還能省點錢。”
我苦笑地看著他，也就是老冀了，這時候，還想著說點玩笑話。他嘿嘿地笑了兩聲說：“大使館有好幾輛好車啊，還有一輛奔馳600，他們都開不走，我還跟他們說，把鑰匙留給我們，你們先撤，如果戰爭一旦打起來，我們實在待不住了，還能把車給你開出來，也算是保衛國家財產了。哪裏想到，我們也得一起撤啊。”
“撤什麼撤！”楊小勇的情緒依然很激動，“我反正無所謂，你們說不撤，我就不撤，都待到這時候了，眼瞅著就是大新聞大事件，怎麼能撤呢！”
我張張嘴，又閉上，有些話到了嘴邊，卻不知道該怎麼說。房間的天花板上，那盞不怎麼亮的吊燈，像是感受到了我們情緒的躁動，有些輕微地搖擺，昏黃的光亮搖搖蕩蕩，照著地上的影子，捉不住，也停不下來。
我心裏很明白，這次我接到的，是一個命令。之前跟台裏所有的商量和要求，得到的回複就是，要聽從使館的意見，聽從統一安排。而且，前兩天台裏也發來了傳真，再次重申隨使館留守人員撤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再去跟台裏解釋，顯然無濟於事，眼前的路好像隻剩下了一條，但是要我們放棄拋擲在這裏的所有期盼和理想，去踏上這條路，我們隻覺得心裏被割了一塊，腿裏被灌了鉛。
“不撤，想辦法，堅決不能走！”我沉默了半天，突然就這麼說了一句，適才反複的思慮全部白費了，脫口而出的才是真實的想法。
冀惠彥和楊小勇立刻跟上，“是啊！走了的話，想再進來就很難了！”
必須想辦法，然而卻好像沒有辦法，我們很理解台裏和外交部門的良苦用心，戰爭一旦爆發，危機四伏，無人有“免死金牌”，台裏把我們派出來，就要對我們的安全負責任，我們留在這裏，對台裏和外交部門來說，都是不小的壓力。但是對於我們仨，我們作為記者，這樣的報道機會百年不遇，一輩子可能就這麼一搏，怎麼舍得就這樣眼看著烽火彼岸，卻白白放手？
那天晚上，我難得地失眠了，平常六七點起床，忙上一整天，晚上一沾枕頭立刻睡著，連夢都沒有。但那天晚上我沒法睡，一直在反胃。這是老毛病了，平時工作起來亢奮的時候沒什麼事，一旦神經緊張，情緒激動，就會莫名其妙地胃脹痛。這種狀態一直持續著，斷斷續續地睡著和醒來，猛然一個激靈，已經能看到17日淩晨的蒙蒙亮了。
18日早上就要集合了，一想到這個，我就慌得再也睡不著，連忙爬起來，去敲冀惠彥的門，再過一會兒，楊小勇也起來了，我們仨就迷糊而又清醒地，坐在那兒合計。唯一能肯定的是，17號的報道，基本算是廢了，我們反複地想這事該怎麼辦，左想右想，中間還接待了大使派來確認情況的工作人員，麵對他們的關切，隻能口不對心地說著，跟台裏再商量一下，再等等、再看看，拖延著，忍著時間的煎熬。
眼看著到了午後，我覺得這樣下去不行，不得不做一個決斷。我說：“我們表決吧，是執行命令走，還是不走。”
“能不走嗎？怎麼能不走？”他們倆異口同聲地問。
我說：“不走，咱就躲起來。”接下來，我告訴了他們一個很極端的辦法，那是個瘋狂的念頭，最後的掙紮與賭博。
傍晚的時候，我把阿布叫到飯店，交給他三本護照，這是我們央視伊拉克戰爭報道組三位成員的唯一合法證件。我告訴他：“從明天開始，你就失蹤，隻有我能找到你，別人都不行。隻有明天一天，躲過去了，這一關就過了。”
阿布雖然不知道我的意圖，但仍給予了足夠的信任，他連聲答應著，收好護照便匆匆離開了。
那一夜，我們在拉希德飯店輾轉反側，夜不能寐。
3月18日淩晨2點，冀惠彥還坐在窗台上發呆，他問我，小水啊，這法子能行嗎？我裝睡，沒回應他，其實是心裏也沒底。這麼冒險的事，誰說得準呢。但是現實是，這是惟一的辦法。
淩晨5點，天還沒亮，我們就趕緊開上車出門，離開了拉希德飯店周邊。海事衛星電話斷了線，阿布專門幫我買的伊拉克版手機“二哥大”也關了機，打定了主意要與世隔絕。
後來新華社的同行告訴我，張維秋大使在使館門口足足等了我們兩個鍾頭，甚至讓人去飯店找我們，卻毫無結果。快9點多的時候，我聽說大使他們一行人還在等，有點坐不住了，我就跟冀惠彥他們倆說，你們先找地方待著，我還是去一趟。
我惴惴不安地打車到了使館，一眼就看到張維秋大使，所有撤離人員都在門口，車輛都已整裝待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