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中國偉哥”的福，我如願采訪到了伊拉克副總理阿齊茲。阿齊茲是薩達姆時期伊拉克的風雲外交官，他英文很好，長袖善舞，在國際舞台上與美國人、英國人和聯合國的人打交道時，總是氣場很足，常常一個人舌戰群雄。阿齊茲身處伊斯蘭教國家，卻信仰基督教，是薩達姆政權裏一個很另類的人物。
後來，薩達姆被推翻之後，我在《國際觀察》欄目裏還報道過阿齊茲受審。人在台上和在台下完全是兩回事，從薩達姆身邊的紅人淪為戰後的階下囚，阿齊茲整個人的精氣神一下子就泄了，坐在法庭上的他滿頭白發，一夜之間仿佛老了30歲，畏縮潦倒，不複往日的神采飛揚，令人唏噓。
阿齊茲到中國訪問過幾次，我采訪過他兩三回，也算“老相識”。那次采訪，他透露出兩個重要信息：第一，他內心裏已經堅信，美國遲早是要動手的；第二，他有點責怪中國和俄羅斯等比較同情伊拉克的國家，認為我們沒有幫上太大的忙，沒有阻止過美國。
其實，在聯合國幾輪外交鬥爭中，正是由於中國和俄羅斯威脅要否決安理會決議，美國才沒能拿到對伊拉克動武的“尚方寶劍”。直到2003年3月16日，美國、英國、葡萄牙與西班牙四國領導人在葡萄牙的亞速爾群島會晤，美國總統布什表示，最後時刻已經到來，如果伊拉克不遵守聯合國決議，安理會又要阻止我們，那我們幾個國家和北約盟友，會組成一個自願的聯盟對伊拉克采取行動。實際上就是說，如果中國和俄羅斯否決了我們，那我們哥兒幾個就準備單幹了！
最終，美國繞開了聯合國，拉上幾個“盟友”發動了戰爭。那個時候，無論中國怎麼呼籲用對話和冷靜的方式，來解決伊拉克問題，都為時已晚。
十年後再來看所謂的“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事件，當然是子虛烏有，但當時卻傳得有鼻子有眼，我們這些身在風暴中心的記者，便需要撥開迷霧去追蹤真相。
我們經常跟美聯、路透、CNN的記者約好，去聯合國辦事機構外守著，和武器核查人員玩“貓捉老鼠”的遊戲。他們一動，我們就上車跟蹤。對方發現我們後，就會想辦法甩掉我們，在某個岔路口，他們的車隊突然一分為二。我們那時欠缺足夠的通訊設備，隻能憑借常年的鬥爭經驗形成的默契來行動，比如美聯的車在前麵，他們會從車窗裏伸出手，指著某個方向，示意我們分頭去追。
當然，核查小組也會階段性地召集記者發布消息，往往卻是：“我們這次的成果依然是高度懷疑，但這次並沒有查到有效的證據，證明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伊拉克當局也會利用媒體來證明自己的清白。有一次，穆赫辛把我們召集起來，參觀一架西方國家指責說是“薩達姆用來釋放化學武器”的無人機。
飛機停在巴格達郊外一家普通工廠的空地上，看上去像是架大號航模，機翼也就一米多長。冀惠彥是軍事記者，一看就知道，這種飛機根本不可能裝芥子武器或化學毒氣彈，其實就是架灑農藥的無人機。
眼看一切核查都無功而返時，一個驚天大轉折出現了。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出示了據說可以證明伊拉克擁有、製造和儲存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大量證據，一個代號“曲線球”的情報人員成為關鍵人物。據說他是伊拉克的前科學家，曾經在生產研製化學武器的秘密部門工作過，後來從伊拉克轉到約旦，叛逃到德國，將情報告訴美國中央情報局。
有一段錄音，是兩個人在電話裏交流。一個人說：“那個東西送到了沒有？”另一個人回答：“上校，你放心，我已經送到了很安全的地方。”鮑威爾解釋，他們是在運輸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段電話被監聽並且記錄下來。
鮑威爾的證據讓全世界啞口無言，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件事，仿佛就此坐實。鮑威爾演講時，我們擠在穆赫辛的辦公室看電視轉播，我看見，穆赫辛不再不可一世，那種大限將至的表情，很真實地浮現在這個伊拉克新聞官員的臉上。
3.無奈的分批撤離
2月中下旬，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館下了通知：下一個禮拜，第一批使館人員要撤出了。
我有種不祥的預感，我們有可能會被勒令撤出。那個時候，中國在伊拉克的記者已陸續撤離，除了我們，隻剩下新華社巴格達分社，由我的老同事張蘭華帶隊。
我必須麵對一個艱難的抉擇：如果新華社也撤，我們留不留？怎麼留？
整個報道組都很擔心，我給他們鼓勁：“之前花那麼大力氣進來，就是要守到戰爭爆發那一刻！能堅持多久，咱們就要頂多久！”
可形勢不容樂觀。有一段時間，每天做完報道後，我和冀惠彥就坐在拉希德飯店的窗台上，透過夕陽餘暉，看著窗外的底格裏斯河，看著巴格達鍾，看著整個巴格達市區，談論思考著同一個問題：怎樣才能留下來？
我分析，如果使館和新華社都撤，台裏領導肯定要考慮我們的安全，號令班師的金牌就很可能發過來。我們不想前功盡棄，於是製訂了一整套“留守戰略”。
第一步要發“安民告示”。我不斷給台裏發傳真，彙報工作表決心。我特別強調全體人員狀況良好、鬥誌高昂，各項工作正常進行，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報道體係，並未受到緊張局勢的影響。同時我也表現出很強的安全保障意識，包括如何緊急避險、戰時物資囤積、預先了解撤離路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