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植入了一個信息，那就是：媒體與使館人員不同，撤與留，記者應該有獨立和職業的判斷。路透在這裏，美聯在這裏，目前伊拉克還有約200名記者，新聞大戰沒有結束，我們沒有理由走！我甚至故意“提醒”：鳳凰衛視也馬上會派第三批記者來，當然我壓根兒不知道那會是閭丘露薇。
台裏很快回複，肯定了我們的工作，但走還是不走，遲遲不給說法，隻是說，按照慣例，央視記者出境采訪，既受台裏的領導和指揮，同時也要聽從中國駐當地大使館的意見。
我決定“轉攻”大使館。
我們報道組跟使館的關係十分融洽。從張維秋大使到司機、勤務員，都對我們很好。正月十五的時候，使館還邀請我們一起包餃子。當時使館雖然有通訊工具，但主要用於外交用途，一般情況下不能私用。為了表示感謝，我們把海事衛星電話拿到使館，讓所有的使館人員，從大使到廚師，一二十人，每個人給家裏打3分鍾電話，他們打趣說：這是中央電視台的友情讚助。這些事現在想起來，都覺得非常溫暖。
但是戰爭裏麵沒有溫情，隻有生死。我希望張維秋大使能夠理解新聞人的理想和熱血，但是我也很清楚，形勢逼人，很多事不是大使一個人能決定的。
在張維秋大使的辦公室裏，我們有過一次開誠布公的長談。
我很直接地跟大使說：“想留在這裏，並不是我水均益個人想出名，想要博得一個‘戰地英雄’的光輝名號。而是我們作為新聞記者，有這樣的職業追求。我們已經在巴格達駐守了好多天，現在撤離的話就功虧一簣了。如果臨到了眼前，卻放棄記錄這段曆史，我們會良心不安。”
張維秋大使是位資深外交官，人也很和善，他沉思了一會兒說：“小水，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戰爭一觸即發，留下來真的很危險，我們作為駐地使館人員，首要的還是要考慮你們的安全。你看，也不是隻有你一家撤，新華社也已經準備撤離了。”
“我們會非常注意安全的，”我有些著急，絞盡腦汁地解釋，“新華社做的是文字新聞，他們可以根據外電、根據伊拉克當地媒體的報道，整理出很漂亮的文字稿。但是中央電視台不行，我們作為電視媒體，需要現場畫麵，離開現場就沒有意義了。”
類似的話，我反複說了好幾遍，聽上去有點像強詞奪理。但是，我必須這麼做，把任何道理，都往“我們必須留下來”上說。張維秋大使很耐心地聽完，最後表示，他很理解我，也會充分考慮我的想法，會由使館給國內提供一個建議，但這事確實不是他一個人做得了主的。
我走出大使館，抬頭望天，戰雲密布，依然陰沉。
3月初，使館開始忙碌起來，人們進進出出準備撤離，然後一間房一間房開始騰空。我們的主要工作也開始變得單一：保持正常的報道連線，每天跟白岩鬆相約《直通巴格達》；整個報道組全力以赴，“賴著”不走。
經過充分考慮，我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實在頂不住壓力，作為緩兵之計，先部分撤離。
冀惠彥一邊啃阿拉伯大餅一邊瞪著我：“誰願意撤吧？你說說。”
我說：“我、你和小勇都是四十好幾了，咱們倆更是有家有室的，人生任務完成得差不多了。陶冶和康銳倆小夥子還年輕，還沒成家立業，按道理，也該讓他們先撤。”
冀惠彥不是扭捏的人，就說：“行！那得跟他們好好說說！”
開場白很沉重，沒人主動講話，我開始介紹局勢，但是說了些什麼，自己也沒聽見，隻聽見心在怦怦地跳。當初把人家說得熱血沸騰，來巴格達受了兩個多月的苦，現在又要人家回去，怎麼交代？
“外交部門和台裏，也是為我們的安全著想，因為我們麵對的，是一場真實的戰爭，會發生什麼，誰也無法預測，所以，我們也要理解這種苦心。讓你們倆先撤離，也是出於這種理解。”我苦口婆心地勸著兩個年輕人，也是在勸我自己。
陶冶跟康銳交換了一下眼神，很坦誠地說，心裏不想走，但是也尊重我的決定。
我在心裏歎了口氣，但是表麵上還得鎮定冷靜，說：“讓你們先撤，一是考慮你們還年輕，還有一層意思是，你們撤也許還可以保住我們中央電視台在這兒的存在。當然，你們撤出去還可以策應配合我們。”
“怎麼配合？”康銳來了興趣，他大概以為，撤離就是灰溜溜地離開，以後都沒他們事了，一聽到有事做，精神就來了。
我手裏拿了一支筆，在空中點點畫畫，“如果一旦強製要求撤離，你們撤到約旦，我們留守伊拉克，對台裏有個交待。同時，你們在那邊也可以做些報道，還可以幫我們補點物資什麼的。一旦局勢不妙，危險到我們實在待不住了，你們還可以接應我們。”說著說著，我自己都覺得這是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妙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