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人眼中，伊拉克戰爭報道無疑是我職業生涯的高峰。但沒人理解，“伊拉克”三個字，在我心中有多痛。當我們報道組結束伊拉克之行，走出北京的機場時，我滿心憔悴，近乎絕望崩潰，隻想洗個澡，睡上一大覺，然後大哭一場，哭他個昏天黑地。
有時夜深，我不敢回想那片沙塵暴中隆隆的炮火，那些清晰的爆炸聲，就像我心頭傷口“嗞嗞”開裂的聲音一般。我感覺自己的生命時鍾在那一刻忽然慢了那麼幾秒，這對於一個有新聞理想的記者而言，是畢生的缺憾，即便十年之功，也無法讓它痊愈……
1.伊拉克新聞大戰
2002年，美國打完阿富汗反恐戰爭後，加緊了對伊拉克的圍堵。美國頻頻指出，伊拉克是個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政權遲遲不配合聯合國的武器核查。
出於職業敏感和個人興趣，我一直密切關注著伊拉克的局勢。在向國內專家研討，與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美聯社等記者朋友聊天之後，我得出判斷：美國肯定要打伊拉克，不是2002年底就是2003年初！
9月中旬，我開始反複給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打報告提議：盡快派報道組奔赴伊拉克第一線。風暴即將來臨，而且必定舉世矚目，中國國家電視台應該擁有自己的現場聲音！
我自告奮勇地提出帶隊。沸騰的血液點燃我每一條記者的神經，我迫切需要去現場，用眼睛看，用耳朵聽，用影像和聲音傳播第一手信息。更何況之前我曾去過伊拉克3次，非常熟悉情況，有人脈，有能力，有7次去戰地采訪的經驗，舍我其誰？
報告很快得到領導支持，我第一時間找到冀惠彥。冀惠彥是軍事節目部的記者、現役軍人，是我非常默契的老搭檔。
“伊拉克又要打仗了，咱們哥兒倆還是搭班子吧？”我滿懷期待。
他非常痛快：“隨叫隨到！”
按央視外事處規定，我們出境采訪得有邀請，而我在伊拉克的“熟人”，除了新華社駐巴格達分社，就是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館，但通過這些渠道都會費時費力。我決定另辟蹊徑，直奔伊拉克駐中國大使館，讓伊拉克人邀請我們。
我分析：薩達姆政權當時在國際上比較孤立，而他們知道，中國對他們在情感上比較同情，也比較支持薩達姆的一些正義主張——比如維護伊拉克的主權、反對美國幹涉他國內政等等。所以，他們希望中國、俄羅斯等國家的權威媒體去報道，去看看伊拉克受聯合國多年製裁、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真實生活。
那天，我信心十足地跑了一趟伊拉克駐華大使館，開門見山地向大使提出要求：“現在您的國家局勢非常緊張，可能會發生戰爭，中國人民非常關注伊拉克人民現在的生活。我們中央電視台作為中國的國家電視台，希望能夠前往伊拉克采訪報道。”
不出我所料，大使先生態度很積極，他表示非常歡迎我們去采訪，並當場承諾：“所有人的簽證，你當天來我當天就給。”
我進一步闡明來意，希望他們向央視發出邀請。大使嚴肅的臉上露出不易察覺的一絲笑容，幾秒鍾之後他爽快地一揮手：沒問題！
臨別時他突然問我：“伊拉克現在明顯很危險，你想去那裏，不害怕戰爭嗎？”
我思忖了一會兒，說：“我當然害怕戰爭，正如現在籠罩在戰爭陰影下的伊拉克人民一樣。如果他們無法逃避地要罹受這場災難，至少我們要到他們身邊，將他們的恐懼和渴望，傳達給全世界的人們。”
大使握了握我的手，分量很重。
這封邀請信讓我們等了一個多月，11月底才寄到。有了“準入證”之後，我們赴伊拉克采訪的團隊也很快組建好了。除了我和冀惠彥，還有3名記者：楊小勇、康銳、陶冶，清一色男性。這倒不是因為“戰爭讓女人走開”，而是考慮到，去異國報道一場無法預測、不知麵貌的大規模戰爭，男人去各方麵都方便一些。
我是出鏡記者兼領隊。跟我同歲的楊小勇是衛星傳送工程師，技術高手。老搭檔冀惠彥大我整整10歲，是經驗豐富的采編快手，又是個會關心照顧大夥生活的老大哥。另兩位年輕同事30歲左右，都尚未婚配。陶冶是新聞編輯部的編輯，懂外語，常年做國際新聞報道，整理編輯資料和翻譯是把好手；康銳是攝像，是我在《焦點訪談》的同事，如今他已經成為中央電視台大型新聞活動直播的主力“操刀手”。
根據經驗，我建議大夥輕裝簡從。當時很多西方媒體已經在巴格達駐守，他們利用富餘的設備，在當地搞起“三產”：全套提供衛星轉播車和設備，連同現場直播的攝像、燈光甚至帳篷一應俱全，我們隻需要有一位懂行的人盯著即可。但是考慮到戰時時局不定因素，我們專門帶了幾部便攜式海事衛星電話，以及配套的傳真設備等；當然還有便攜式攝像機、便攜式編輯機、對講機等等。因為要去的是戰地，我們還全體配備了防彈服、頭盔、防毒麵具、急救品等戰備用品，當然都是“中國製造”。
出發前，央視在一家保險公司為我們一行五人，每人投了500萬元保額的“意外傷害險”。我和冀惠彥開玩笑說：“沒想到我們的命這麼值錢，加一塊兒都能趕得上大熊貓了。”笑一笑，對未知危險的緊張感要消除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