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一想，我倒是一點也不懷疑那位營業員告訴我的數字了，我甚至想，他們是不是算得太少了，或是還沒激發起中國大款們的購買熱情，半天才100多萬美元，這對咱們來講是小菜一碟。用腳指頭想都知道，央企的大老總們出手，該有多闊綽啊！
所以，這趟美國之行，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其實感到非常自豪。回憶起1989年我第一次出國，身份是新華社的一個土鱉記者，在埃及的馬路邊上，花上兩鎊買了一個冰淇淋，都已經十分奢侈了。誰能想到現在的世界變成了這個樣子，天啊，不可想象的中國人，讓免稅店為他們開了專場瘋狂購物秀，而不可思議的美國人，竟然連飛機餐都提供不起了！
3．“可憐”的海外中國人
2011年去法國和夏威夷采訪的這一趟，我們采用了一種新的出訪模式：每到一地，都找一家當地的華人旅行社，他們可以負責我們的吃住行，也可以幫我們提供翻譯、聯絡采訪對象等。因此，我在這次跨洋采訪中，比較密集地接觸到了在海外的一些中國人。
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拿了“綠卡”在當地工作，與他們接觸常讓我感受深切卻難以言表。看這些國人在國外的生活狀態，很難讓我為他們感到自豪或者羨慕他們的狀態。也就是說，你不會情不自禁地說上一句：“嘿！混得真不錯！”相反，有時候我甚至覺得這些兄弟姐妹挺可憐的。他們生活在一種緊張、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狀態中，仿佛他們昨天才剛到達異鄉，正在試圖通過移民局的某種考核，時刻都需要提心吊膽。
當然，不同的人，給我留下的印象也不盡相同。先說說我們在巴黎遇到的兩個中國留學生吧。那兩個學生，是旅行社找來幫我們搬行李的。當時，我們要乘第二天早上7點的歐洲之星列車去戛納，而由於這一趟我們要飛越整個地球，需要帶兩個季節的衣服，而且還有很多電視設備需要隨身攜帶，所以我們7個人差不多有20多件行李。我們報道組裏有3個女孩子，大夥兒要把這些行李從巴黎中央火車站門口搬到站台上，感覺比較困難，於是就向旅行社求助。在法國人工很貴，列車時間又很早，所以找不到合適的搬運工人，旅行社就幫我們介紹了兩個留學生來幫忙。
第二天早上，我們到了火車站，果然來了兩個大學生模樣的中國青年，跟我們的領隊劉愛民接上了頭。他們看了一下我們的行李，就開始喊價，說每個人100歐元。當時劉愛民就暈了，大呼天價。我們7個人每人每趟能拿一件行李，剩下的還有十來件，整個下來，他們最多每人每趟拿兩個箱子，跑個兩三趟。就是搭把手的事兒，怎麼這麼貴啊！
那倆孩子開始振振有詞地說：“這是在法國啊，這算便宜的了，要是讓鬼佬來扛這個，沒有200歐元拿不下來，大家都是中國人，這已經是老鄉價了。”當時我們急著趕火車，沒時間討價還價，之前也沒跟旅行社商量好，隻能啞巴吃黃連。
結果，在搬行李的過程中，這倆孩子比我們在國內看到的年輕人懶多了，一人提一個箱子，隨手再抓一個小包，慢慢吞吞搬一趟。我們一邊催著他們，一邊自己也搬，等我們搬第二趟都回來了，他們第一趟還沒過去呢！可是看那兩個孩子，似乎是在不情願地免費幫別人搬家的樣子。當時我們趕火車，顧不上那麼多，自己都盡可能多地盡快把行李搬到站台上，最後，他們總共也就搬了我們全部行李的三分之一，而且盡撿輕的小件拿。劉愛民看這樣子，就很生氣地說：“你們這是幹嗎呢？來掙錢的還是騙錢的？我們付給你們酬金做事，你們起碼應該積極一點吧。”想想，100歐元相當於近1000元人民幣，在北京火車站幫別人扛個行李是什麼價錢？
當然，最後劉愛民還是憋著氣付了他們錢，兩個留學生連聲謝都沒說，堂而皇之地就離開了。看得出，那兩個留學生也是朝氣蓬勃的年輕人，相信他們家裏也是寄予厚望，湊錢把他們送到國外來學習。當然，抓緊機會打打工，磨煉一下，這沒什麼錯，但是，在國外競爭激烈的生存環境下，想要掙錢，首先一定要努力工作，不管做什麼，你跟別人開了很高的價錢，如果人家同意了，你的工作一定要對得起人家所付的每一分錢，不能有一種“撈一把是一把”的心態。也許在他們看來，國內這幫央視的“傻帽”，有錢，宰吧！但我相信，如此的態度，將來一定會讓他們自己吃苦頭。
還有一次，我去愛爾蘭采訪，回程的時候在機場辦完手續，還有一些時間，就找了一家喝咖啡的地方，吃點簡單的餐點。不一會兒，一個挺精神的中國小夥子過來，在那兒擦桌子掃地，一看見我就問：“您是中央電視台的水均益嗎？”我說是啊。原來是個小粉絲。
小夥子自我介紹說，他是沈陽來的。我看他儀表堂堂的一大小夥子，納悶他怎麼在機場快餐廳當保潔員，他告訴我說，去年家裏湊錢把他送到愛爾蘭留學，學了沒半年，就學不下去了，錢也不夠了，學校裏也出了些狀況，感覺在這兒學下去太累了，給家裏也增加了很多負擔，後來幾個同學約著一起，就跑出來打黑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