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的文化、生活中有兩個痕跡特別明顯，一是祖國大陸的痕跡，它的夜市、小攤跟我們北京東華門、簋街很像；餐飲啊、待人接物啊，都很接近祖國大陸。還有就是日本的痕跡，因為台灣地區曾經被日本殖民統治過一段時間，一直到二戰結束後，才回到中國人手中。在台灣，日本的勢力和影響一直比較強大，李登輝執政期間，尤其如此，他甚至自認是日本人。所以，台灣有很多文化跟日本也很接近，比如祖國大陸人互相見麵也就是握手，稍微點頭示意；而日本人會非常認真地九十度鞠躬，台灣人就介乎於這兩者之間，比我們鞠躬要深，但是也不像日本人那麼“隆重”。
那天的晚宴設在圓山飯店一個特別大的包房裏，那個包房能坐三十到四十個人，我們分兩桌而坐，每桌大概坐了十七八個人，大家互相介紹，這個是什麼“商會”的，那個是什麼“協會”的，差不多都是年齡30到40歲之間的各界精英，都西裝革履、文質彬彬，講話也很風趣。落座之後，我們七個人的可憐小團就被拆成兩撥，分坐在兩邊，開始酒宴。
台灣人很講究，接待遠方來的客人飲宴時，作為東道主，一定會有個代表起來講一段歡迎的話。他們稱呼人的時候，是把名字拆開的。比如，他介紹我時會說，非常歡迎水先生均益。這種待客和說話的方式讓我覺得既新鮮又很傳統，仿佛“穿越”回了我爺爺那個時代。
介紹和致辭後，還有很隆重的舉杯儀式，然後就開席。幾位主要人物先舉杯，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之後，大家熟悉一點了，開始互相一對一“私下聯絡”，慢慢地說開了，進入狀態了。對方人很多，我們一共才七個人，勢單力薄，還有一位是女士。團長和另外一位團員不會喝酒，這樣最有“戰鬥力”的就是我了，我四下一望，也隻能挑起這個大梁，既來之則喝之，反正不能給咱祖國大陸丟臉。我記得很清楚，那天喝的是金門高粱，度數還很高，酒勁也很大。對方也有點咄咄逼人，畢竟他們人數是我們3倍多，輪番敬酒，單獨示意，大概喝到一半的時候，我就感覺自己酒勁已經上來了，雖然我平時的酒量還可以，但在那麼一種場合和態勢之下，不知不覺地也有些飄飄然了。
酒喝得熱鬧了，大家也聊開了，話也就開始升級了。一開始，大家說話都很拘謹很客氣，甚至於都說“大陸的朋友”怎樣怎樣，用詞很小心。到後來，就開始有點火藥味了。後來我才知道，飯桌上坐的有幾位，是民進黨的“少壯派”，很受高層的賞識，觀點上也比較激進，可是我當時並不知道。大家喝著喝著，突然我就發現，有一個坐在我對麵的老兄，瘦瘦的，梳個很亮的小背頭，開始說一些類似於“我們台灣和你們中國”這樣刺耳的語言。
那位老兄一看我坐在團長旁邊，又比較能喝，別人又介紹說我是“國嘴”，問我問題就有點略帶挑釁，一點一點地逼近，剛開始他就問：“水先生均益，你們現在在中國做新聞，能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嗎？”
我按照個人一貫的理解回答他：“無論在哪個社會，包括在台灣地區，做新聞也不能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個人觀點一定要和你所代表的平台的立場相吻合。我們在根本上是記者，要傳達的首先是客觀事實，我又不是評論員，不是理論家，不能上來以後就先是一大堆‘主意’，隻要說的是客觀事實，想報什麼就報什麼。”
緊接著，他又拐彎抹角問了一些新的話題，總是“你們中國我們台灣”這樣地說，我之前就覺得心裏有點不太爽，好幾次想提醒他，但又沒找到合適的方式，怕不禮貌，也怕無意中挑起“敏感話題”，讓現場氣氛失控。但是，酒勁一點一點在往上走，人也一點一點開始“嗨”，話題也越來越進入實質，越來越有挑戰性，越來越刺激我對酒精的承受能力。
剛開始，我還一直想：反正飯桌上，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吧，我不接你茬就完了。沒想到後來，那位老兄邊上又多了幾個幫腔附和的，也在那兒拿話挑撥。到最後，一位老兄直奔主題地問了：“你是中國的記者，你覺得要是我們台灣獨立，有沒有這種可能性？”然後直截了當就問，“中國會不會動手？”
我是真不想接話，盡管他們老是衝著我問，我邊上不是還有團長嗎？我就示意我們團長說一些“官方”的話，類似於“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民族，自己人肯定不能打自己人，台灣曆來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當然還是希望不要走到這一步”這樣的話。可對方不太滿意，衝我說：“其實台灣獨立不傷害任何人，反倒會給你們中國省掉很多麻煩、卸掉很多包袱。水先生的分析和判斷是怎樣的？”
這時候，我對酒精的控製終於到達臨界點了。我倒了一大杯酒，對那位仁兄恭恭敬敬地說：“我敬你一杯。”他還推辭說：“哎呀，我們不要喝這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