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玩笑說：“怎麼，想搶我的飯碗？”
他嚴肅地回答道：“不是，沒有語言實在不方便，咱現在做新聞已經不分國內國外了，得學點啊。”
至於白岩鬆對體育，特別是足球的熱愛，那簡直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為了踢足球，他至少被踢斷過兩次腿；為了評論中國足球，他甚至酒後上直播，招致觀眾非議，還被領導狠狠地尅了一頓。其實那也是為了工作。
那天晚飯，他奉命代表央視與“神舟飛船”航天中心的團隊聯歡，目的是搞好公關，以便日後央視的直播能夠更加便利。他本想少喝一點，意思一下，因為當天晚上有直播，他還憋了一肚子話，要好好評一下不爭氣的中國足球。不想，當天雙方的氣氛實在是太融洽了，情之所至，蒙古族的豪爽勁兒一上來就擋不住了，多喝了幾杯。其實，當時他自己感覺沒問題，直播時也沒說錯話，隻不過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出白岩鬆喝酒了。事後，他還是很懊悔的，跟我說：“再不敢了，後怕啊！”
白岩鬆對中國足球有著強烈的情感和強烈的意見，他曾經在節目中，用“十問”尖銳地指出了中國足球屢戰屢敗的問題所在，在其他媒體中一度被“狂轉”。在許多專業足球人士看來，那“十問”可謂針針見血，直指問題本質。
不過，與他對足球的真知灼見不同，他對球賽結果的預測卻很糟糕。記得那還是早年間，白岩鬆約我們幾個《東方時空》的同事朋友，去他家喝酒看世界杯，大家爭相對幾場關鍵比賽進行預測，並下了賭（一頓飯）。事後，我們發現，凡是他猜要獲勝的球隊，幾乎全軍覆沒，而我這個“偽球迷”押中的球隊，反倒全贏了。從那以後，很少見他再預測比賽結果了，也許是害怕自己像球王貝利那樣，真的成了一張足壇“大嘴”吧。
我們倆剛剛“出道”的時候，有一次一起去天津跟當地電視同行交流，現場有人問我們倆，是不是會暗自較勁，爭當央視所謂“一哥”？
記得當時我們倆相對一笑，共同果斷地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從那之後的二十年裏，我們做到了當時那個承諾。二十年裏，我們有過較勁，有過相互比拚，甚至像2004年那次，因為各自欄目選題爭執不下而紅過臉，但那些都是新聞和主持業務意義上的較勁。
到今天為止，不論是香港回歸報道，還是伊拉克戰爭；不論是我采訪了幾百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還是他在各種場合針砭時弊，縱論天下；更不論是他多麼“紅得發紫”，意氣風發，而我又怎樣處處碰壁，消沉低落，我們都會真心為對方的出色喝彩，為對方的失落而不平，為對方的痛苦而悲傷，為對方的思考而共鳴。
在我和白岩鬆心目中，根本就沒有什麼所謂的“一哥”，更不存在爭風吃醋，相互“挖坑”，你死我活。我們之間有的，隻是兩個中國新聞人，對新聞和人生共同的探索、追求與不甘，以及戰友般的惺惺相惜。正是因為如此，當2003年我抗命重返巴格達的時候，才會第一時間想到讓他去替我為領導求情，允許我們繼續在伊拉克報道。若幹年後，當他在送給我的書上寫下“老哥，為你平反！”那幾個字時，我明白，這些年來，白岩鬆了解我內心的委屈、掙紮與不甘。
當然，這些年，白岩鬆的心中，也時常湧動著對理想的上下求索，和對現實的無奈與憤懣。相比之下，最近這些年白岩鬆在央視內外，依然保持著比較高的“出鏡率”和知名度。他不僅主持著兩檔固定播出的欄目《新聞1+1》和《新聞周刊》，而且央視的各個大型直播和重大新聞報道，也都有他的身影；而在社會上，他被看作是意見領袖式的人物。一度，網上還在盛傳所謂的“白岩鬆語錄”（他自己辟謠說，那個語錄有一大半都不是他說的）。
但我知道，這並不是他所追求的。他並不在意自己每周主持多少期節目，出多少鏡頭，也不會得意於壟斷央視所有的屏幕（那在現在也是不可能的）。他的心中，新聞的價值和社會效應，是第一位的追求。為此，他會頂住壓力，毫不留情地在節目中質疑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甚至大罵某教授為“腦殘”。因為，他認為，那是他作為一個新聞人，一名央視主持人的責任。
在他看來，在當今中國這樣一個“大時代”，我們的新聞，我們的電視，應該跟得上這個時代的步伐，而不是被這個時代牽著走。就像他自己曾經說過的那樣，我們這些人更希望坐在曆史上演的前排。
白岩鬆比我小五歲，在我眼中，他就是個小兄弟。大概五年前，我的頭發就開始花白了。剛開始是一根兩根的白發，後來就如雨後春筍，一片一片，滿頭的“雜毛”。為了上電視，當然也為了那點可憐的虛榮心，我隻好咬牙染發。
幾年前，看見他寫文章感歎自己白發上頭。當時我還不以為然，認為這個小兄弟肯定是看見幾根白頭發就多愁善感，少年不知愁滋味。前不久，在一次聚會上，我無意中發現他的頭發的確已經大片花白了。
我不禁感慨地說：“兄弟，你也白了？”白岩鬆答道：“是啊，早白了。剛開始我還拔呢，後來就拔不過來了。算了，就它吧。”
2．崔永元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