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施篤姆長期以來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其熱烈的程度甚至使某些德國朋友大為驚訝。施篤姆在中國的接受問題，自然就引起中德兩國不少學者的關注，而弄清楚這個問題，又最好是從他的代表作《茵夢湖》談起。
《茵夢湖》譯本知多少！
《茵夢湖》的譯本數目，過去一般都估計在六七個之間。其實，包括中國的台灣省和香港地區在內，我所知道的譯本總數已達二十二種，而且很可能還有遺漏。在我國老小皆知、影響深遠的長篇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譯本的數量也不過如此。說來湊巧，它的第一個譯本與《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樣，同樣出自郭沫若之手。不同的是它係合譯，但問世的時間卻比《少年維特之煩惱特》早一年，即在1921年7月1日由上海泰東局初版，可以認為是大翻譯家郭沫若一生譯事活動的第一個重要成果。譯本前還附有鬱達夫的序。這個本子隨後由不同出版社一版再版，單“泰東”一家，至1931年11月就印了十四版之多，足見多麼受歡迎。關於翻譯此書的情況，郭沫若在《創造十年·學生時代》作了生動的回憶。
繼郭譯之後，緊接著又出了唐性天（1922）、朱鍥（1927）、張友鬆（1930）、孫錫鴻（1932）、王翔（1933）、施瑛（1936）、梁迂春（1940）以及巴金（1943）等的重譯本，也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巴金的譯本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遲開的薔薇》一書中，1943年9月初版。他在為此書作的後記中寫道：
十年前學習德文時，曾背誦過斯托姆（TheodorStorm，1817-1888）的《遲開的薔薇》，後來又讀了他們的《蜂湖》。《蜂湖》的中譯本（即郭沫若先生譯的《茵夢湖》）倒是二十年前在老家裏讀過的。
我不會寫斯托姆的文章，不過我喜歡他的文筆。大前年在上海時我買過一部他的全集。我非常寶貴它，我一有空就拿它出來翻讀。雖然我至今還沒有把德文念好，可是為了學著讀德文書，我也曾翻譯過幾篇斯托姆的小說。
今年在朋友處借到一本斯托姆的《夏日的故事》，晚間寫文章寫倦了時，便拿出來隨意朗讀，有時也運筆翻譯幾段，過了幾個月居然把裏麵的《蜂湖》譯完了，此外還譯了幾篇較短的作品。現在選出《蜂湖》等三篇來，編成一個小小的集子。我不想把他介紹給廣大的讀者。不過對一些勞瘁的心靈，這清麗的文筆，簡樸的結構，純真的感情也許可以給少許的安慰吧。
在這段引文中，巴金不隻談了譯《茵夢湖》的前後情況，而且回顧了自己與施篤姆之間有過的種種關係（關於這個問題後文將詳細論及）。巴金的譯本是出得比較晚的，可是影響卻相當大，不但新中國成立前多次重版，1966年香港南華書店還重排過；1978年又收進了上海文藝出版社編印的三卷本《外國短篇小說》中，在當時剛打倒“四人幫”不久還鬧著精神饑荒的中國贏得了大量讀者。前年，作為迄今為止的最後和最年輕的譯者，我應約重譯《茵夢湖》。在工作的過程中，我仍從巴老這四十年前的舊譯文裏得到不少啟示。
在我們中國，是否還有哪一篇外國短篇小說像《茵夢湖》這樣一譯再譯，而且同時擁有像郭沫若、巴金、梁迂春等等這樣一些大名鼎鼎的譯者呢？以筆者的孤陋寡聞，的確還不知道。
《茵夢湖》與《意門湖》之爭
譯本多了，譯家之間必然會在原文的理解、譯文的表達以及保持原著的風格等問題上，產生分歧，而且一般的講，重譯者總是自認為勝過先前的譯者，於是乎便引起爭論。唐弢著述中的一篇題為《茵夢湖》的短文，可使我們窺見當年熱鬧情景之一斑，茲摘引於後：
郭沫若精德文，又曾與錢君胥合譯過德國施篤姆原著《茵夢湖》一冊……《茵夢湖》有譽於世，我早年讀此，倍受感動，印象之深，不下於《少年維特之煩惱》。這本書有多種譯本：商務印書館有唐性天譯本，書名作《意門湖》；開明書店有朱鍥譯本，書名作《漪溟湖》。朱鍥在序文指出唐譯語句滯重，不堪卒讀，“實遜於郭譯。但郭譯也有錯誤，並指出可以商榷之處凡十條”。最後，北新書局又有英漢對照本，為羅牧所譯，序文中對郭錢合譯之譯文施以攻擊，謂不可信。早期譯者常持此種態度，實則所據原文不同，羅譯既係英漢對照，根據英文本轉譯，實難據為信史。
說到分歧和爭論產生的原因，唐弢先生指出的一點當然是對的。不過，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譯者所持翻譯標準的不同，而且毋庸諱言，有時恐怕也存在門戶之見乃至文人相輕、同行相嫉習氣的影響。例如朱鍥的譯文根據的也是德文本；但他在序文中列舉的郭譯“可以商榷之處凡十條”，筆者在一一作了研究以後發現至少有兩條，原本是郭譯的更深刻、更正確，表達更自然，更順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