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凡是天下的禍害，起源於小人，而君子加速促成了它。小人在朝廷內，君子在朝廷外。君子處在客人的地位，小人處在主人的地位。主人沒有動而客人先發難了，那麼，小人的言詞有理，而君子的形勢近於不順暢的地步。有理就可以欺騙群眾，而不順就難於指揮他的部下。所以過去舉事討伐小人的，常常因為半路上群眾散去，而至於失敗，那麼，它的道理難道不很清楚嗎？
倘若是聰明的人就不這樣，他們在內部鞏固自己和君子們的交情，而廣泛地聚集他的勢力；外部假裝輕浮而不違背小人的意思，來等待他們的空隙。讓他們感到寬鬆而不憎恨我，讓他們感到習以為常而不顧慮我，用利益來引誘他們，使他們智力昏迷，順應他們的心意，來消除他們的怒氣，然後等待他們的發動而乘他們的空隙，推他墜落而拉他到絕境。所以聰明的人用力也省，還沒有後患。不先發難，所以君王不發怒而形勢也就不緊迫，隻有這樣做，才能大功告成而天下安定。
如今小人形勢緊迫就聯合，形勢寬鬆就分散，是從古以來就這樣。見到有利的不能不爭奪，見到災難不能不躲避，不講信用不能不互相欺詐，不講禮節不能不互相輕慢，所以他們的結交容易離間，他們的黨羽容易攻破。而君子不去力求寬鬆來等待他們的變故，而緊迫他們促使他們互相結交，也已經是錯了。君子和小人，在雜處而沒有決戰的時候，替君子來考慮，不如君子之間互相深交而不要做什麼事。倘若不能在君子之間互相深交而不做什麼事，那麼，小人就可以倒持君子之間的把柄而利用我們的間隙。過去漢高祖去世時，把國家囑托給陳平和周勃。等到呂太後臨朝，擅自封諸呂為王，廢除少帝貶斥劉氏。陳平整天縱酒沒有一句話，等到采用了陸賈的計謀，用千金來結交絳侯周勃，終於因此殺了呂氏諸王，安定了劉氏的天下。倘若陳平和周勃二人不相容，就是將相互相攻擊而沒有空閑了，那還有什麼空閑來管劉、呂二家的存亡呢！
所以陸賈說：“將相相和而協調，就使士高興而歸附，士高興而歸附，那麼，天下雖然有變故而權力不分散。”唉，能明白這點，他就足以成為大臣了！
政治家之修養（節選）
梁啟超
政治家的修養可分三方麵講：一、學識；二、才能；三、德操。德操之修養，似又可分為二種：（一）德量；（二）操守。
現在學政治的人最倒黴，因為中國現在無政治。中國青年學政治，真可謂不識時務。但是既是一個國家，總希望有政治，因此希望有政治家。
政治家的修養可分三方麵講：一、學識；二、才能；三、德操。
……
德操之修養，似又可分為二種：（一）德量；（二）操守。今分別言之。
（一）德量。
政治上之道德，亦隨政治之狀況而變易。前此所謂政治道德，類皆講求個人之私德，如清、廉、勤、敏，之類。而在今日，則講求個人之私德以外，又需講求人與人相互之道德。在今日民主政體之下，政治家惟一之道德，在能容納異己。—能有容納反對黨之氣量—否則欲出於一己之自由壟斷，則其結果，必至反至於專製。不應全無證據，而動輒詆毀他人之人格。不應遽爾以賣國賊三字，為攻擊敵黨之利器。又敵黨當權之時，應盡監督之責，而不應有“拆台”之行為、此種舉動，可諡之為“極無價值之消極抵抗”。又如同議一案，敵黨主張，為我所反對，然我應須有充分之理由，與之辯論，不可做“意氣”之爭鬧。又一經通過之後，則吾個人，或少數人，雖始終持反對之態度，不少改變，然同時必須履行服從之義務。盡可繼續無窮，提出於下次之會議，而當時則不可不服從多數。是故在一定軌道上之政治，必須有容納敵黨之容量。所謂德量者此其一。
又為政黨領袖者，應絕對的絲毫無嫉妒之心。真正偉大之領袖，必能用較己更高之人物。如漢高祖但能將將，若雲將兵，則遠不如韓信，彭越。謀劃則遠不如張良、陳平。而高祖能用則盡其才，故帝業克成。若絲毫有嫉妒之心，欲恃一己之聰明才力，以總攬一切，則無論如何，結果必敗。如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而卒歸於亡，此皆其明證也。民國以來之政治家，如袁世凱，不能謂無才，而根本之病，即在於此。段祺瑞等，亦有此弊。故吾人但視沒偶人部下有較彼更高之人才，似即可假定其人，為有領袖之才能。《大學》雲：“若有一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作領袖者，正必須有此種之懷抱，虛心下懷，一言之善，吾必納之，一技之長，吾必用之。如此，方能有濟。又作領袖者最好能擇定一人。因其特長，而專任一事，聽其發展，而不少加掣肘。彼多不能當者，我代當之。如此，則人各盡其死力，見效較易，而收效較大矣。能用，則全任之；不能用，則立罷之；此為領袖者必要之條件。須如齊桓公之於管仲，吳大帝之於張昭，唐玄宗之於宋璟，方可為有容人之量也。“容人之量”，為領袖者惟一之要素。若遇事兒嫉妒才高者，排斥異己者，則當時缺一人之助，猶是小事，恐此後必歸於失敗也。所謂德量者此其二。
（二）操守。
政治界本位鮑魚之肆，易染惡濁。蓋專以權利為後盾者，而於今日之中國為尤甚。二十年來，不知有多少青年，在學校中，確具有愛國熱忱，而一入社會，則亦隨之俱汙，殊為可歎。現時政治活動，幾如無論如何，不能出下列二項之斜途。得意者，作“紅的”壞官僚；失意者，則取極卑劣手段以運動，亦所不恤。不出孔子所謂“患得患失”之一語。若吾人苟有誌於作真正之政治家者，首先必須抱定有“忍餓”之決心。否則隨波逐流，與惡社會相浮沉，不數年，即沒世無聞。此不特貽害國家，亦徒然犧牲一生。吾願吾人有誌走政治路者，先具有“至死不變強者矯”之精神，與夫“臨大節而不渝”之操守。所謂操守者此其一。
又政治生活，不能不稍用手段。然而用手段，務須有一種限製，不能因欲達吾之目的，則凡可以達目的者，即無所不為。更不能少有卑鄙之醜態，又不當因欲達某項另有作用並非正當之目的，而濫用其手段。如陳炯明、郭鬆齡等之行為。須知張作霖，人人得而誅之，惟獨郭鬆齡不能誅之。孫中山，人人可以反對之，惟獨陳炯明，不可反對。吾人即欲在中國獲有政權，亦不應引狼入室，以亂國家。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或有難者，謂“設有道義之人，不用手段，即不能得政權，其優善之政治，即不得實現，不更可惜乎？”其實不然，中國現時之亂，即在政客之太不擇手段。日暮窮途，倒行逆施，在政治中奮鬥愈久者，此等惡習亦愈重。初因目的而不擇手段，後即以汙濁手段為目的。中國之亂，完全根據於是，故吾人必須深戒而痛改之。所謂操守者，此其二。
又吾人為政，當以是非之公論為標準，不當因危言而退縮，不當因甘言而誘惑。蓋政治上必有相反之兩派，吾黨得勢，則一切政治施設，但求有利於國民，無愧於良心，即可放膽行去。而失勢之黨，必故作危詞以恐吾，甘詞以誘我，冷語以諷我，尼語以阻我，鄙語以笑罵吾。吾但問此項政治，果有益於國、民與否，如果為國為民造福，則當抱“死有所不恤，利有所不顧”之矢誓。一切不正當之言論，絲毫不可為所煽動。若朝三暮四，瞻前顧後，“一凡人譽之，即自以為有餘，一凡人阻之，即自以為不足。”此皆所謂“軟疲玩熟，無風骨之人也。”所謂操守者，此其三。
吾人如欲養成政治上一偉大之人格，最好專取法於一人。此猶如習字然，其初必須模一家，其後乃可變化無方。或謂習字及政治等種種學問，皆須天才，似無待於模仿。不知既有天才，而更能模仿，則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者也。模仿之人物，如當世無當意之人，則可於曆史上求之。既模仿之，則其初一舉一動，無不效之，如拿破侖一生之學愷撒，蘇東坡一生之學白香山等是。在中國曆史上之政治人物，可資吾人之模仿著，遠之如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近之如曾國藩、胡林翼等等。惟在學者任擇；但近者則較遠者易以模仿，曾與胡皆出自書生，處危難之勢，肩重大之任，而勇往直前，義無反顧，互相策勉，互相扶助，其精神誠有足多者。
今所講者，大略盡此。甚望諸君他日有誌政治活動者，於此加以特別注意，即不欲作政治活動者，似亦應注意及之也。
革命之道德（節選）
章太炎
舉此四者，一曰知恥，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若能則而行之，率履不越，則所謂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者，於是乎在。
孟軻雲：“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今之道德，大率從於職業而變。都計其業，則有十六種人：一曰農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販，四曰坐賈，五曰學究，六曰藝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職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麵官，十四曰軍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譯人。其職業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雖非講如畫一，然可以得其概略矣。
……
今之革命黨者，於此十六職業，將何所隸屬耶？農、工、裨販、坐賈、學究、藝士之倫，雖與其列，而提倡者多在通人。使通人而具道德，提倡之責，舍通人則誰歟？然以成事驗之，通人率多無行，而彼六者之有道德，又非簡擇而取之也，循化順則，不得不爾。浸假農為良農，工為良工，賈為良賈，則道德且不可保；學究藝士進而為通人，資藉既成，期於致用，其道德又爽然失矣。此猶專就齊民無位者論之也。
今之革命，非徒弄兵潢池而已，又將借權以便從事。自雇譯外，行伍而上，其職八等，置彼周行，森然布列，湛於利祿，牽於豢養，則遂能不失其故乎？往者，士人多以借權為良策，吾嚐斥之，以為執守未堅，而淪沒於富貴之中，則鮮不毀方瓦合矣。湘軍盛時，常有一方仕宦，一方革命者，彼其黨援眾多，雖事發而不為害，革命不成，仕宦如故，其誌既攜，則必無專心於大事者。又其軍中統領，率以會黨渠帥起家，既得憑藉，取悅上心，則不憚殘賊同類，以求翎頂，鹽梟亦然。故以會黨製會黨，鹽梟製鹽梟者，逆胡之長策也。以革命黨而借權於彼，彼則亦以是法處之。少者必壯，壯者必老，終為室家妻子所牽，即不得不受其羈縶。權不可借，而己反被借於人，後之噬臍，雖悔何及！故必以不婚不宦期革命黨者，必無效之說也。
嗚呼！層累益高，阽危愈甚。縱情則為奔駒，執德則如朽索，趨利則如墜石，善道則如懸絲。楊朱之哭歧塗，墨子之悲染練，不圖於吾生親見之也。
如上所說，則道德墮廢者，革命不成之原，救之何術，固不可知。雖然，必待由、光、夷、齊而後正之，則如何清之不可俟矣。昔顧寧人以東胡僭亂，神州陸沈，慨然於道德之亡，而著之《日知錄》曰：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時，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為名言，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也。自正始以來，大義不明，遍於天下。山濤既為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裒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案：顧所謂保國者，今當言保一姓，其雲保天下者，今當言保國。）
餘深有味其言。匹夫有責之說，今人以為常談，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經濟之雲雲。吾以為天地屯蒙之世，求欲居賢善俗，舍寧人之法無由。吾雖涼德，竊比於我職方員外，錄其三事，以與同誌相切厲，則道德其有瘳乎？
一曰知恥。《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不廉不恥，則禍敗亂亡無所不至。然而四者之中，恥為尤要。故曰“行己有恥”；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鬆柏後雕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嚐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雲：“齊朝一士夫嚐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二曰重厚。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吳語，鄭絮之歇後，薛昭緯之皖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舞曲，莫不登諸岩廊，用為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為通脫，而棟折梁崩，天下將無所庇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播遷之餘而思耆俊，庸有及乎？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傳布國門，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椅；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楊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三曰耿介。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之謂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嗚呼！如吾寧人之說，舉第一事則矜歐語者可以戒矣，舉第二事則好修飾者可以戒矣，舉第三事則喜標榜者可以戒矣。必去浮華之習，而後可與偕之大道，敝巾葛拂，縕袍麻鞋，上教修士，下說齊民，值大事之阽危，則能悍然獨往，以為生民請命。若於此三者猶未伏除，則必不能忘情於名利。名利之念不忘，而欲其敵愾致果，舍命不渝，又可得乎？抑吾於寧人所舉三事之外，又得一不可缺者，曰必信。信者，向之所謂重然諾也。昔人以信為民寶，雖孔氏之權譎，而猶曰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餘以為知恥、重厚、耿介三者，皆束身自好之謂，而信複周於世用。雖萑苻聚劫之徒，所以得人死力者，亦惟有信而已。今之習俗，以巧詐為賢能，以貞廉為迂拙。雖歃血蒞盟，猶無所益。是故每立一會，每建一事，未聞其有始卒。其或稍畏清議，而欲食其前言，則曰吾之所為乃有大於此者。知禍患之將至，則借口於遠求學術，容身而去矣。見異己之必勝，則遁辭於大度包容，委事而逸矣。“言必信，行必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必欲正之，則當立一條例。今有人踵門而告曰：爾其為我殺人掘塚。應曰：諾。
殺人掘塚，至惡德也，後雖悔之，而無解於前之已諾，則寧犯殺人掘塚之惡德，而必不可失信。以信之為德，足以庚償殺人掘塚之惡而有餘也。夫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商鞅與秦民約，能徙木者與之十金，民果徙木，鞅亦竟以十金與之。昔人以為長德善政，今人為之，則必譏其無謂。然欲建立信德，必自此始。若其較量大小，比絜長短，而曰“某事當信，某事不當信”，則雖處當信之事，而亦必無踐言之實矣。
舉此四者，一曰知恥，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若能則而行之，率履不越，則所謂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者，於是乎在。嗚呼！端居讀書之日，未更世事，每觀管子所謂四維，孔氏所謂無信不立者，固以是為席上之腐談爾。經涉人事，憂患漸多，目之所睹，耳之所聞，壞植散群，四海皆是。追懷往誥，惕然在心。為是傾寫肝鬲，以貽吾黨。若曰是尚可行，則請與二三君子守此迂介。幸而時濟，庶幾比於鉛刀一割。不幸不濟，根本既立，雖死不僵，後人必有能繼吾誌者。雪中原之塗炭，光先人之令聞，寄奴元璋之績，知其不遠。若曰迂儒鄙生，以此相耀，不足以定勝負之數也，則分崩之禍不出數歲，將使七十二代之遺民，終於左袵，吾亦惟被羊裘以遊大澤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