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黨的一係列決議、決定、通知、指示中，一說提高國民素質，總要緊接著加一句：“首先是幹部”、“特別是幹部”，鄧小平同誌也曾反複指出“尤其是幹部”。“首先是”、“特別是”、“尤其是”，都說明了在道德建設中，抓幹部道德建設是關鍵的一環。
自1986年起，中國就一直討論道德的層次問題。有的主張可以“超前”，有的認為不能“超前”。其實都有道理。對群眾不能普遍推行“超前”的道德水準，這是由馬克思主義的“反映論”決定的；可是對少數幹部來講，則可以要求他們“超前”，這是由“未來在現實中萌芽”的“階段交叉論”決定的。如果對幹部也不能高標準，嚴要求，如何把整體水平一步步提高。火車前進總有個火車頭在前嘛！有的幹部說，“幹部也是人，吃苦不能在前，享樂不能在後”。那好，既然你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那就請你從官位上走下來吧！居高人之位，無高人之德，是不行的。在你成了普通百姓以後，人們會用衡量百姓的尺子來衡量你。在其位，謀其政，就要有其德。“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你隻想當官，利用官的身份為自己撈好處，而不想在道德上做“風”，不想為眾人作出犧牲，豈不成貪官了？當官，百姓能達到的道德水準，你得達到；百姓不能普遍達到的高水準，你也得達到。這不叫脫離群眾，這叫帶領群眾，這才是真正的密切聯係群眾。
德的範圍很廣，家庭道德、社會道德、職業道德要全麵提高。然而，對官來講，要突出強調職業道德中之政治道德。為政者要講政治，政治道德是講政治的重要內容；講政治，必須用崇高的政治道德來講政治。拋開了政治道德講政治，就成了耍政治手腕，成了為人唾棄的政客。
政治道德既是從政者的行為規範，也是政治活動的力量。道德之力，既是向心力，也是輻射力。道德之力可以轉化成帶動千百萬群眾在社會主義大道上，沿著黨的基本路線迅跑的巨大物質力量。為官者有“權”，總還想有“威”。可是，有些當官的提高“威”的路子有點偏。
他們以為擺擺架子，耍耍態度，威嚴就來了，以為我施舍點金錢，威信就提高了，結果常常適得其反。社會上怎麼會傳出“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這種難聽的話呢？請聽古人一句話：“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奇怪，有些現代官怎麼還沒有古代人更懂得廉和公，也就是“德”能生“威”的道理呢？肉是堵不了嘴的。
古代為了規範官人的行為，既有“官常”，還有《官箴》。《官箴》，幾易其稿。從25官箴，到48官箴，又稱《百官箴》。他們不僅把官箴寫在竹簡、布帛上，不僅印在書上，而且還刻在墓碑上。上麵提到的“廉生威”，就是刻在西安碑林上的。
幾十年來，黨和政府不斷為幹部製定了各種紀律、守則。近年，國務院、人大常委會又頒布了不少，包括大得人心的財產申報。禮品登記的規定，等等。這些都是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官常和官箴，即官德。
本文想結合實際，從眾多官德中拎出四條：官德之第一德是廉。從我們各地表彰的優秀幹部看，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廉。廉，“德之共也”。從我們各地揭露出的壞幹部看，他們共同的地方是不廉，由不廉到犯罪。
官德之第二德是勤。歐陽修說：“憂勞可以興國。”不勞不勤，辦事效率低。勤能出效率，勤能增政績。
官德之第三德是公。公，是公正、公平、公道之意。“公則天下平”。公，就是不徇私，不肥私。公就要去私。“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現在有人討厭“去私”，認為去私是“共產風”。殊不知《尚書·周官》“以公去私”。莊子把“無私”視為“天下之官治”。對當官的，公還常常表現在用人問題上。古人說：“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又說“用人者，無親疏、新故之殊。”這就是說，不拉山頭，不搞幫派。公，還包括兼聽。諸葛亮說：“為官之道，務於多聞。”不要怕聽不同意見。唐太宗說：“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亡。”這話說得夠重了。為官者應該懂得：“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既有人議，便說明自身問題不少，那就更應當兼聽，清醒的政治家把百姓的議論，包括“民謠”作為“道”的校正器。
官德之第四德是仆。有官就有民。官民是對立統一。官為舟。民為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賈誼說：“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是不是視民為本，是不是為人民服務，是人生觀問題。是今日之官同封建社會之官的分界線。從行政地位看，是官高民低；從曆史地位看，是官小民大；從彼此關係上看，民是主，官是仆。人民的好幹部應當牢固確立愛民的道德熱情，為民的道德意誌，要把自己定位在“仆”上。
廉、勤、公、仆為“官德”之四要。
如何把“四要”變成幹部的自覺要求，轉化成內在的良心，轉化成習以為常的習慣，既靠自律，又靠他律。在現階段要突出強調他律。他律就是監督。我們有些地方的官風不正同監督機製不完善、監督力度不夠大，有直接關係。權力失去監督必然導致腐敗。監督是防腐劑。監督應是全方位的。要給群眾監督有保障，給輿論監督以自主，給司法監督以獨立。不知怎的，對輿論監督會有那麼多限製？文責自負，“監責”也自負不就成了？監督應是全天候的。在各個程序上，都應該有監督。
20世紀90年代世界上有十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因缺官德而下台。難度是很大的。這難度大，監督力度更大，事情就解決了。據德國一所大學對50個國家的商人所作的調查，在“不給好處上頭就不辦事”的問題上，中國排前幾名。這說明官德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了。但我們相信：法德兼治，堅持不懈抓官德，官風會迅速扭轉，清官會大量湧現，官場會格外純潔和溫馨。
人品與官品
李新忠
領導幹部隻有具備了健全的人品和優良的“官品”，才會牢記使命，牢記入黨誓言，才會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托，真正做到上不負天，下不負地，對得起手中俸祿，對得起良心，做到俯仰無愧，成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脫離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人品，即人格品行，是一個人的道德水準、立身做人的綜合體現，它反映了一個人的基本精神風貌。“官品”，這裏指領導幹部的政治品行。它是領導幹部的政治品格、道德修養的外在表現，是思想政治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
人品和“官品”，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對領導幹部來說，二者有著必然的聯係。做官先做人，隻有擁有好的人品，才會有好的“官品”。一位哲人說過：“好人不見得是好官，但好官卻必須首先是好人。”領導幹部，要想清白做官，勤懇工作，踏實辦事，必須先堂堂正正做人。
《論語·顏淵》裏講，“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說：為官要義在於正，如果居上位的領導拿正道做表率，下屬豈敢走歪道？古語說得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可見，領導幹部加強人品修養，意義重大。相對於普通百姓，領導幹部的人品修養應當有更高的層次和標準。如果其品行低劣，便會貽害四方。輕則如小人得誌，言辭放肆，舉止輕佻，做出違犯道德準則、違背人倫的勾當；重則憑借手中權力，專橫跋扈，為所欲為，打擊報複，幹出傷天害理、違背法紀的行徑，不僅危害一群人，危害整個單位，甚至危害黨和人民的事業，最終也害了自己。
政治品格直接反映出領導幹部講政治的能力水平。政治品格的缺失，大的方麵，就會表現為理想信念動搖，政治意識淡化，分辨是非能力弱化，在重大政治鬥爭的緊要關頭，在大是大非麵前，如風中蘆葦搖擺不定，投機鑽營，甚至變節投敵，成為人民的罪人。
重大曆史時期畢竟不多見。政治品格的缺失，在平常多表現為：忘記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官老爺”作風嚴重，不查下情，不體恤民情，養尊處優，有損共產黨員的形象；為了小集團利益，拉幫結派，結黨營私，違背組織原則，動搖黨的根基；為了一己私利，目無法紀，不擇手段，貪婪成性，鋌而走險；為了“頂上花翎”，貪汙受賄，忙於跑官要官，奴顏婢膝，不顧禮儀廉恥，失去了做人起碼的尊嚴。等等。
以上種種表現，皆緣於人品和“官品”的缺失。“平民種德施惠，便是無位底卿相；士夫貪權希寵，竟成有爵底乞兒。”行為卑劣者，其醜惡嘴臉，總有一天會大白於天下，遭到人民唾棄；作奸犯科者，不管其後台多大、隱匿多深，大都難逃法網的製裁和黨紀法規的嚴懲。偶有漏網之魚者，也擔驚受怕，寢食難安，惶惶不可終日。
煉就好的人品，非一朝一夕之功。《菜根譚》裏講：“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鍛來。”人品不是建立在職位、權力的基礎之上，而是在德育的教化和熏陶、法紀的約束、工作的磨礪中逐步形成的。“為官一日，要行一日好事”。領導幹部應在日常工作中，加強自身的品行修養，尤其要加強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修養，自覺養成堂堂正正的人格品行。
鍛造好的“官品”，平時要加強理論學習，強化理想信念，在重大關頭、關鍵時刻的鍛煉和考驗中堅定信念，在處理各種複雜問題中經受考驗，不斷鑄就政治品行；要模範遵守各項規章製度，積極參加雙重組織生活，虛心聽取其他黨員的意見，誠懇接受群眾的監督；要加強自我修養，在自我批評之中升華思想境界，完善政治品行；要大興批評和自我批評之風，自覺解剖思想，常反省，常自新，以“日日彈塵，天天洗臉”的精神清理思想；要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心態加強品行修養和鍛煉，不斷修正錯誤、改正缺點，真正樹立共產黨人的“官品”。
領導幹部隻有具備了健全的人品和優良的“官品”，才會牢記使命，牢記入黨誓言，才會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托，真正做到上不負天，下不負地，對得起手中俸祿，對得起良心，做到俯仰無愧，成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脫離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大臣論
【宋】蘇軾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原文】
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
世之君子，將有誌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麵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嚐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跡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也。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
方其未去也，是累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眾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吳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
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眾，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眾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
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逼。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
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後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
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譯文】
上
用義來匡正君主而對國家無害，可說是大臣了。
天下不幸而沒有出現英明的君主，讓小人執掌了政權，當這個時候，天下的忠臣義士無不想振臂來進攻他。而那小人，一定要先得他的君主的寵信，而後能把天下的地位鞏固起來，所以不可用進攻的辦法。進攻他不能取得勝利而自己身死，它的災禍還隻是自己一個人。進攻他取得勝利，君臣之間不能相安無事，天下一定要滅亡。所以《春秋》記事的辦法，不等君主的命令而殺他身邊的惡人，稱為叛。像記晉國趙鞅進入晉陽來叛就是一例。
世上的君子，將要對天下有所作為，想扶持國家的衰敗而救助國家危難的人，一定先要考慮它的後果，才去建立可以據有的功勞，至於事情能否成功就靠命運了，取得成功天下才能得到安定。今天倘若有小人，君主不殺他而我來殺他，就是侵犯了君主的權力，是不可據有的功勞。既然已經侵犯了君主的權力，而又能麵北歸於人臣的位置，使君主不懷疑我的，天下還不曾出現過。國家有小人，就好像人有瘤子。人的瘤子，一定生在頸部而附著於咽喉部位，所以不可以割掉。有貪圖私利、行為卑賤的人，不能抑製他的忿怒而決定割掉它，割掉了瘤子而人卻得到了死亡。漢代的亡國，唐代的滅亡，就是這個緣故。漢代從桓帝、靈帝以後，直到獻帝，天下的權力，歸於宦官。賢人君子，出來做官，朝中不能相容，退隱，也不能安身於草野，天下人們的忿怒，可說達到極點了。當這個時候，議論的人認為國家的災難，隻在宦官身上，把宦官除去，國家就無事了。然而竇武、何進他們進擊宦官不能取勝，以身死而終；袁紹進擊他們取得了勝利，漢代就因此滅亡了。唐代的衰敗，它的軌跡也太致和這相似。從李輔國、程元振以後，皇帝的廢立，聽命於宦官。當這個時候，士大夫的議論，也隻有除去專權的宦官。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他們，進擊宦官也沒有取得勝利，隻是自己死了，至於崔昌遐進攻取得勝利，唐代也因此滅亡了。
當它沒有除去的時候，是下垂著的一個瘤子罷了；等到它已經被割去，就潰爛破裂向四麵流出來，繼之以死亡。為什麼？這是侵犯君主的權力，而不是可據為己有的功勞。而且作為人臣而不顧他的君主，捐棄他的性命在一次決戰之中，來滿足天下的希望，也已經很危險了。所以他的成功就能成為袁紹、崔昌遐，失敗就成為何進、竇武，成為李訓、鄭注。那麼，作為忠臣義士，也何必要采取這個辦法呢？竇武、何進的被殺，天下人們為他們悲傷，認為是不幸。然而這也幸虧不成功，假使他們取得成功，他們二人將怎樣自處？所以說：用義來匡正君主而對國家無害的，可說是大臣了。
下
天下的權力，掌握在小人手上，君子想要進擊他，不是自己滅亡，就是使他的君主死亡。那麼，這小人，最終不能除去嗎？聽到這樣說：逼迫人的人，他的智謀短淺；被人所逼迫的人，他的智謀深遠。不是才能有所不同，而是所處的形勢促使他這樣。古代帶兵的人，提出了被圍困的軍隊不要四麵阻止它，困窘的敵人不要去追趕，實在是怕他們知道難免一死而盡力抵抗，那麼，雖然有眾多的軍隊也沒有用了。所以說：“共同乘坐一條船而遇到大風浪，就像是吳、越的仇家，也可以使他們互相救助像左右手一樣。”小人的心裏，自己知道他背負著天下的怨恨，而君子也不會赦免他的，就將會日日夜夜計算著，來防備有朝一日突然來臨的不可預測的災難。如今君子又跟著痛恨他們，所以他們的謀劃不得不深，他們之間的相交不得不緊密。相交緊密而謀劃深遠，那麼，他們達到的狠毒也就忿怒乖戾而不可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