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節選）
鄧小平
我們的毛澤東同誌、周恩來同誌以身作則，嚴於律己，艱苦奮鬥，幾十年如一日，成為我黨我軍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化身。他們的感人事跡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發生了多麼巨大和深遠的影響！不僅影響到我們這一代，而且影響到子孫後代。我們的幹部，特別是老幹部，要以毛澤東同誌、周恩來同誌為榜樣，用實際行動搞好傳幫帶。
第四個問題，講講以身作則。
這個問題很重要。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以身作則非常重要。群眾對幹部總是要聽其言、觀其行的。連長指導員不以身作則，就帶不出好兵來；領導幹部不做出好樣子，就帶不出部隊的好風氣，就出不了戰鬥力。
現在，強調以身作則這個問題很必要。比如，調動了工作，就要搬房子，高級幹部不帶頭怎麼行？下了命令，要立即到職，高級幹部要帶頭。艱苦奮鬥，也要高級幹部帶頭。
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實，關鍵在於領導幹部是不是以身作則，深入部隊，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最近，不少單位領導幹部開始下部隊了，這是好現象。
我們說治軍要嚴，首先對領導班子要嚴，對高級幹部要嚴。高級幹部要以身作則，做執行“三要三不要”原則的榜樣，做艱苦奮鬥的榜樣，做實事求是的榜樣。總之，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榜樣。
政治幹部更要強調以身作則，我們過去在戰爭年代就是這樣。那時，你打仗不勇敢，怕死，你不同戰士心連心，不聯係實際，不聯係群眾，做政治工作就沒有人聽。政治幹部不能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紅軍時代的政治工作條例就規定：“政治指導員進行政治工作全憑本身直接接近群眾和熟識紅軍戰士”，“政治指導員不論在執行自己的職務上和個人行動上，均須做全體軍人的模範，並且要在言論和事實上來表現”。我們要恢複和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也要靠政治幹部以身作則。
今天，後勤會議的同誌也在。我要講一下，後勤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也要以身作則，不要“近水樓台先得月”。一定要廉潔奉公，當好紅管家。要嚴格遵守財經紀律，同違反財經紀律的現象作鬥爭，要同假公濟私、開後門的現象作鬥爭。
這裏要特別說一下，高級幹部能不能以身作則，影響是很大的。現在，不正之風很突出，要先從領導幹部糾正起。群眾的眼睛都在盯著他們，他們改了，下麵就好辦。
我們的毛澤東同誌、周恩來同誌以身作則，嚴於律己，艱苦奮鬥，幾十年如一日，成為我黨我軍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化身。他們的感人事跡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發生了多麼巨大和深遠的影響！不僅影響到我們這一代，而且影響到子孫後代。我們的幹部，特別是老幹部，要以毛澤東同誌、周恩來同誌為榜樣，用實際行動搞好傳幫帶。
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是一個團結的會議，勝利的會議。要貫徹落實好這次會議精神，在座的同誌是責無旁貸的，但更重要的是各級黨委、政治委員要加強領導，親自動手，狠抓落實。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全軍的政治工作一定會有新的起色，毛澤東同誌親自培育的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一定會發揚光大。
六十自訟
謝覺哉
“行年五十，當知四十九年之非”，那麼行年60，也應該設法彌補59年以前的缺點，能夠對黨有較多的貢獻。
時間過得真快，從出生到現在，馬馬虎虎有60年了！
老書上說，“太平之世人民侗長，百歲左右。”西洋科學家研究：順著人的生理，可活到二百歲，或說可活到一百三十歲至一百五十歲。那麼六十歲還很年青，不夠說壽。不過這是將來理想社會實現以後的事，現在則六十歲已算老了，甲子走了一周，把它總結一下，告一小小段落，未始不可。
站在今天的我，來檢查我過去的60年，很榮幸也很慚愧。榮幸的是生在中國曆史的大轉折點—由封建社會而資本主義性的革命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居然沒落伍，趕上了曆史，做了最前進的共產黨黨員。我生的鄉村是偏僻的，辛亥的前幾年，聽到革命排滿字樣，還很駭怪，所以辛亥年的鐵路風潮—武昌起義、長沙反正，我雖然熱烈讚成，但並無黨派關係。以後對時局常憤慨，喜接受新思潮，又常常令人感到失望。直到國民黨改組的宣言出來，覺得這才是辦法，於是加入了國民黨，翌年加入了共產黨，時已四十二歲了。照例，人過四十，是走下坡路了，家庭、兒女、生活的牽連，銳氣的漸降，不易再急進，就是以前急進的也不少逐漸後退。然而我不同，記得那時雖來前知大革命會失敗，然頗意識著革命是有波折的。我的弟弟因債累，想緣我找點事，我給書雲：“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許黨，你不要來，免受牽累，你的債務，負責為你了之。”（我的弟弟死去已七、八年了，也許是受了債的逼，這在我的私生活上是一遺憾。）我就是這樣於四十歲以後踏進了一條偉大而又艱險的革命大路，且似乎有準備地踏進了這條路。我是地主出身，當紳士，當教員，從出生到亡命，生活上是小康的，政治上又沒受過打擊，不是“逼上梁山”；大革命時，我是秘密的共產黨員，那時情勢，幹脆做個國民黨左派，是可以且似乎是需要的，升官發財的路擺在前麵，我沒有走。一九二八年逃到上海，叔衡同誌喜說：“我很擔心你不來了！”然而我心裏卻沒有徘徊過。一九三二年九月在洪湖被俘，等著死！腦子異常明晰，—有生以來所未有過，—縈回於腦子的是路沒有走錯，最好而適於解放中國的政治組織形式—蘇維埃，我看到了，現雖失敗，終必成功。還有何恨？真的那回死了，已比糊塗死去榮幸得多，何況又活了十年，經曆更豐富，看得更真切。以我這樣一個受封建陶淑較深的人能於晚年走進革命—由一個自由民主派的人走到無產階級革命，受到黨的熏陶，這不是人生幸福嗎？
如何又說很慚愧？革命是件天大的事，依靠大眾，依靠參加革命的各個分子，分子努力多一分，革命力量就增一分。我具有中等資質，但學到的能耐，非常有限。學問呢，不僅沒有實際知識，就是舊學問也是東塗西抹，沒有係統，事業呢，沒有可言，有也是因人成事。文字呢，筆杆子拿了幾十年，隻能說有很小的成就。這還是說我入黨以前。慚愧的是入黨將18年，有充分的時間和豐富的事實，有黨的光輝的主義與領導，應該大有成就。然而正如李六如同誌說的：“我以前自以為差不多，自以為階級立場穩定，整風以來，才知我的政治水平還很低；我以前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未入黨，思想上入黨，還是近二三年的事。”這話我很有同感。當然，我不是故意把自己看小，我也有可以讚揚的所在。而是說革命要求我貢獻一切，要求我盡一切可能，而我貢獻的卻太渺小；另一方麵也說明士大夫階級—知識分子由自由民主派的立場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不容易。我想，假如我以前更努力些，特別是入黨以後，我的成就也許要大些。
成就是沒有一定尺度的，就個人的知識、智力、時間而定，各人盡其知識、智力、時間的可能，自然也不會滿足其成就。因為一滿足就會停止甚至後退。我之自愧，是說未盡到我的可能，因循、軟弱、自足的暗影，屏除未盡。
革命要能力也要體力。為了革命不應愛惜生命；為了革命又必須要生命存在和生命的健康。革命也能給予你的生命以健康。近3年來我身體大不如前，不能任繁劇或連續工作至4小時以上。然不能說革命的艱難經曆損害了我的健康，而應該說現在的生命是黨所給予的。我先天很弱，小時父母很擔心這孩子養不活，不知燒過多少香，吃過多少藥。我母親死年四十八，父親死年五十七，祖父死也未滿六十，同胞兄弟姊妹都早死，最活得久的僅四十餘。而我還沒有死，還不很衰，一個原因，我對於自己身體雖無鍛煉卻少摧殘。另一個原因則是加入黨後，生活改變，舊社會問舍求田、男婚女嫁、失業得業，許多勞碌人性的事，一掃而空；而占領腦子裏的是解放人類的崇高事業，與美麗的理想，而且一步步接近，因而更一天天的高興。盡管物質有些不足—比之舊社會已算很足—然而生命已不似前委敝了。還未及老的同誌雖然在現階段的社會條件，說不上活到百歲以上，而如好好鍛煉修養，到七八十歲還能服務革命，是完全可能。對著對付中國革命的特點—長期性是必需的。
科舉是害人的，我中科舉毒不深，然假如不做秀才，“聞道”也許要早些—那正是盛年，一生的黃金時代。最末一次的舉人秀才，革命的很少，參加無產階級革命的更少，然而這皆是當時的優秀。難怪後之統治者總夢想恢複科舉式的考試！
地位也是害人的，三家村也好，大都會也好，一爬上士大夫階級，必然反動，必然為舊統治的支持者，這是續範亭先生說的“奴皮”，沒披上，鑽著去披；一披上，死也不肯解下。今之野心家正在出賣大批“奴皮”給正在出世的青年披上。
舊的學問及修養，有好處，應該接受與發揚它的好處，比如：“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見義勇為”；“生平所為皆可對人言”……，我於這些，自問尚無愧色，這就是支持我能走到革命的基礎。但也有它的消極方麵：唯心傾向，先入為主，使得我對於唯物的觀點、辯證的觀點、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的立場進步不快。
60年蛻變的經過：榮幸呢，從舊的殼裏鑽出來；慚愧呢，沒有出色的建樹。
榮幸也罷，慚愧也罷，都過去了。黃炎培氏六十自壽詩：“我重生了，一切從頭做。”真的再有個六十年，倒很好玩！不是一切從頭學起—吃奶、學步、讀《三字經》……等無須重複，而是說在前六十年的基礎上加以深造和改進。了不起！果如長壽科學家說的，將來社會人都活至百三十—五十歲，自然百歲前後，健康如現在成年一樣，那時候，人類的文化，恐不是現在人所能想象！
不過，這與我無關，我們隻能“實事求是”，象我這樣的身體，在目前的條件再活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是可能的。身體健康雖向下落，但在黨的愛護下，精神健康，可能增加。“行年五十，當知四十九年之非”，那麼行年60，也應該設法彌補59年以前的缺點，能夠對黨有較多的貢獻。這就是我今後的打算。習氣未芟，歪詩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