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評價春秋時期的政治家管仲，說他“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誠然，作為一個領導者，一定要樹立這樣一種觀念，那就是危機雖然蘊含著危險，但也常常伴隨著機遇。要像管仲那樣，小心謹慎地對待危機，把危機造成的損害降到最小，並從中尋找可以轉化為機遇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言：“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曆史災難，不是以曆史的進步為補償的。”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指出，在一定程度上，衝突和危機可能是這樣一種機製：“通過它，社會能在麵對新環境時進行調整。一個靈活的社會通過衝突行為而受益，因為這衝突行為通過規範的改進和創造，保證它們在變化了的條件下延續。”
領導者的責任就是在危機中發現有利因素，變消極為積極，變害為利，靈活運用突發事件的機製，善於在危機中製造新的機會。
胡錦濤同誌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於挑戰。全黨必須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帶領人民從新的曆史起點出發，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求真務實，銳意進取，繼續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完成時代賦予的崇高使命。”
我們不妨以當前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為例，來看看如何化危機為機遇。2007年從美國開始的次貸危機，逐漸演化成一場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當然，我國沒有發生金融危機，但是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不容小覷。如何應對、化解危機，正是黨和國家中心工作任務，也是各級領導者責無旁貸的責任和義務。
這是一場不同以往的國際金融危機，需要以新的觀念去尋求破解之道。要有效應對危機，就要突破思想障礙，轉變觀念，這就需要有突破習慣性思維和挑戰傳統的勇氣，需要我們敢於正視矛盾、善於解決矛盾，在大膽探索中實現突破，在把握規律中增強預見，在解放思想中不斷提高開拓創新能力。
隨著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繼續擴散和蔓延，各級領導者應變壓力為動力，變挑戰為機遇，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我們需要有明察秋毫的信息捕捉能力、見微知著的分析判斷能力、果斷決策的臨機處置能力、總攬全局的統籌協調能力以及凝聚人心的群眾工作能力。
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的問題和困難是複雜的，它所產生的新問題，有許多是很難用過去的方法解決的，這就要求領導者以求真務實的作風、狠抓落實的作風，充分發揮創造性，探索解決新問題的新方法。在應對金融危機中，我們需要做到求真務實、埋頭苦幹，堅持察實情、講實話，鼓實勁、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真正把全部精力用在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上、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用在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上。
我們要以此“危機”為契機，把應對金融危機作為進一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社會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機遇，加快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災後重建，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從而有效擴大投資，積極拉動消費，更好地統籌城鄉、改善民生，增強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國際金融危機所導致的出口訂單減少、企業利潤萎縮，使國內經濟運行麵臨許多困難。但壓力同時也是動力，我們要利用這種倒逼機製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大力調整經濟結構，堅持自主創新，不斷開拓新的市場。近幾個月來，麵對外部環境趨緊，一些地方和企業積極調整，主動轉型，不僅沒有被困難壓垮，反而在逆境中越戰越勇，硬是闖出了一片新天地，這就是在危中求機、化危為機的很好例證。
改革是發展的動力，也是實現科學發展的重要保證。越是困難時期，越要加快改革。困難麵前，我們要把促進增長與深化改革更好地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並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在更高層次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讓改革發展的成果更多惠及廣大人民群眾。
國際金融危機加大了我國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和宏觀調控的難度，同時也鍛煉了我們對複雜嚴峻局麵的判斷能力、駕馭能力和應對能力。我們一定要堅定信心，保持清醒，在應對中趨利避害，在逆境中強身健體，化危機為機遇，變挑戰為動力，贏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提升我國經濟抗風險能力，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勢頭。事實告訴我們，危機不僅是災難，但同樣也是財富。
延伸閱讀
習仲勳怎樣處理突發事件
習仲勳是老一輩革命家，他主政廣東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時間雖然不長，卻正處在曆史大轉折時期。在這樣的曆史關頭，可以說大事、難事、突發事件不斷，如何處理好這些問題，順應和引領曆史潮流，是對高級領導者能否稱得上是政治家的一種考驗。最近出版的《習仲勳主政廣東》一書，披露了一些習仲勳處理突發事件的案例。在習仲勳主政廣東期間，他帶領全省人民，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各項政策，基本完成了撥亂反正的任務；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賦予廣東特殊政策，允許試辦經濟特區，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顯著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