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元祐八年“冬”之說。這通常是將“程門立雪”故事記述於元祐八年而後說“這年冬天”或“至冬”雲雲，多見於今人的解讀文章。如《開閩學先河者——遊酢》在引述“《河南程氏書》卷十二”之後謂：“‘程門立雪’一事發生在元祐八年（1093年），這時遊酢已是進士出身的太學博士，仍好學不輟。這年冬天，遊酢冒著大風雪偕好友楊時一起到洛陽向伊川先生程頤請教。到程家時，正巧程頤瞑目靜坐……門外雪積有一尺之深，可見兩人侍立等候先生時間之久。”《關於遊酢研究的幾個問題》（《遊酢研究》第2輯和《南平文史資料》第15輯）亦謂：“（遊酢）四十一歲從學程伊川（頤）於洛陽。這年是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五月間，遊酢領楊時首次見程頤先生。至冬，有一天……留下的‘立雪程門’的佳話。”再如《遊酢生平紀略和史跡》（《遊酢研究》第1輯）所謂“遊酢四十一歲（1093年）……就在這年嚴冬，從河南河清縣又前往洛陽拜程顥之弟、大理學家程頤為師。據《宋史.楊時傳》記載……遊、楊程門立雪”雲雲。據楊時諸《年譜》及《楊時（龜山）年表》，楊時最遲於元祐八年六月初十前後就“去”（即離開）洛陽了，而且，楊時《年譜》視楊時離開洛陽之後就返回家鄉，故次年即“紹聖元年甲戌，公年四十二。二月二日，離家赴瀏陽任”（黃譜）。因此，所謂“程門立雪”發生於元祐八年“這年冬天”或“至冬”是想當然的誤解，既沒有見到黃譜之“頃年”、毛譜之“初”，也沒有看過《師友敘述》之“嚐”。
其四是“年四十”即元祐七年說。此說以《宋史》“時蓋年四十矣”為主，亦有含意相類的“年已四十”等說法。然而，清黃璋撰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楊龜山先生年譜考證》謂：元祐八年“五月，以師禮見程伊川先生於洛。按《宋史》本傳，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一。”作為《考證》而擅改“四十矣”為“四十一”實屬不妥。此說如明萬曆《閩書》卷一百一《英舊》載：“楊時……明道卒，複入洛見伊川，年已四十。初讀……遂大豁然。他日，與遊酢侍伊川，伊川瞑坐移時，時與酢立側不去，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明萬曆《將樂縣誌》卷九《人物》載：“楊時……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遊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二十五《龜山學案》謂：“明道沒，又見伊川於洛，先生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與遊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其卷十五《伊川學案》（上）亦謂：“其接學者以嚴毅。嚐瞑目靜坐，遊定夫、楊龜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顧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如果坐實“年四十”，依古人計年齡習慣“虛歲”，而楊時生於皇祐五年（1053年），則所指為元祐七年。故清張夏《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年譜》謂：楊時於元祐七年“在製。冬，以師禮見伊川程先生於洛。先生與遊定夫初見伊川先生，伊川偶瞑坐，二公侍立不去，既覺，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雪深尺餘。八年癸酉，四十一歲。正月，服闋赴調。四月，至京……五月十六日，出京，遂往西洛……見伊川，寓長壽寺拜表院……六月五日，偕定夫離河清返洛，同見伊川於拜表院，又五日而後去。”張譜此說的最大問題在於儒家傳統極為重視的“喪禮”製度，元祐七年“冬”楊時因丁其父憂而仍“在製”，喪服還在身上的楊時，無論出於何種高尚的目的，似都不宜出門拜訪他人，就現實而言人有忌諱，就禮製而言不合禮法。而這一點，生活於清朝的張夏應當是心知肚明的，那麼張夏為什麼仍然如此記述呢？就是因為張夏看到了上述種種說法的不足與缺陷，卻苦於無法破解，無可奈何之下就依“時蓋年四十矣”與“雪深一尺”而確定於元祐七年“冬”卻疏忽了儒家傳統的“喪禮”製度；至於元祐八年六月前的記述則仍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