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古乾坤吾道在，荒郊不廢定夫祠。”通觀整個宋代儒學發展的大勢，強烈反對佛學與隻知固守舊儒學的學者，都不可能擔當起重振儒學的重任。馮友蘭曾得出，新儒學正在於為禪學下一轉語，沒有禪學素養，是無論如何下不得這一轉語的精辟見解。遊酢是當時學者中極少能夠“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大哲，同時還具有清醒的學派意識和鮮明的是非立場。他在《答胡康侯借佛書〈周易〉》中認為：“《易》書非佛書並也。佛一說，使人割其所親，獨立於空寂之地。爻象彖係，何嚐無人倫哉！某欲拜孔氏廟，不宜以佛書加之於《易》。”（《宋.遊酢文集》）《周易》為“五經”之首，向來被視為儒典。從他留存有限的著作中，可知他對儒佛分際的重現。因此，遊酢在形式上並未改變其入佛的權便，但在學派立場上顯然是維護孔門道統的。他對儒佛關係的態度也十分明確：《易》書不可以與佛書並。他的《答呂居仁辟佛說》，在陳述了儒釋的虛實之異後，旗幟鮮明地“敢以管見陳白”（《宋.遊酢文集》），表明自己是一個堅定的儒者。但是，他麵對時代的問題，實事求是地采取與其師伊川不同的思考方向，即以利用禪家的思想資源和思維模式；入佛以及由佛之跡而溯及佛之道，這樣，遊酢非但沒有偏離儒學基本理論，反而通過援禪入儒而實現儒學理論的創造性轉換。這種思維方式直接引導了以後幾代理學家皆依此方向發展。朱熹實得遊酢的思想精髓，在遊酢所開掘的思維路向上成功地圓融儒佛而自成一家。因此，遊酢堅定儒學立場，由攻佛學之跡而求佛學之道，由佛家之道而證立、擴展儒家之道的思想內涵，是第一個儒釋之間由釋歸儒的儒學宗師，為儒學的重興做出了開創性的理論貢獻。他上求伊洛淵源而有超越師長之卓識，下創入佛而辟佛的理論路向，其學術貢獻鼎足楊、謝，進而影響朱子學的創建模式，從而成為程朱之間思想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三、楊（時）熱遊（酢）冷的曆史誤會及重新審視
時至今日，不少學者仍然以遊酢在程門四弟子中並無大的理論貢獻為由，輕視遊酢的重要地位。辨明這一點，對於認定遊酢思想的曆史意義與理論價值、重估遊酢在理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
遊酢的理學與後來的朱子理學雖有不同之處，更有其師“二程”的印記，遊酢在理氣、道器、心性和仁學等範疇方麵，繼承了“二程”的主要觀點，並有所修正。在論氣時，涉及氣的根源性上與“二程”是一致的，隻是遊酢更強調氣的“人文”特征。在論理時，遊酢雖然認可“二程”以事物的規律作為理的基本含義的觀點，但他更強調道德層麵上的理。在道器觀上，遊酢重點論述了君子之道、聖人之道與中庸之道，認同“二程”的觀點，但是在如何體道上有所發展。論心性，“二程”直接指明二者的合一，遊酢則詳細闡述了盡心與知性的關係。在仁學上，遊酢繼承了“二程”的仁具有萬物渾然一體的基本特性，在何者為仁之本上有所不同，遊酢認為孝悌就是仁之本，“二程”則指出孝悌僅是實現仁的一個方法。可見，遊酢對理學思想有所發展和突破，但其哲學思想主要基調乃沿師印跡，體現出初創的麵貌。因此，學界常認為遊酢之所以地位不彰，原因在於他思想理論上並無獨特的創見，於聖門道學無甚貢獻。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這點可以通過遊酢著作的遺存以及遊、楊的相互交往等層麵來辨明。
一是文集遺失。遊氏著作遺存，即“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孟子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楊龜山集》有先生墓誌，稱所著《易說》等書外，複有《廌山集》十卷，考之《年譜》亦合，久無完本。世所行者，乃掇拾各書，合為四卷。”（《龜山學案》）按：文中所引“先生墓誌”，即《禦史遊公墓誌銘》，其有明確記載：“《文集》十卷藏於家。”（《宋.遊酢文集》）在當時至少為楊時等密友時賢所知，後來因故失傳。而楊時著作保存相對完整，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遊酢著述僅至多十分之四（由於為“掇拾各書合為四卷”，實存或許不及十一）。這在很大程度上製約了人們對其思想內涵的深入了解。應該說，這是導致其所謂“學無所建”誤解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