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說遊酢與朱熹的傳承關係
遊恒派
北宋理學家、政治思想家、教育家、書法家遊酢，與楊時“程門立雪”、“載道南歸”，開創八閩理學之先河，同為閩學鼻祖，從祀孔廟。遊、楊以“道南”文化為源頭活水，三傳至朱熹及其門人，進一步以儒學為主體，融合佛、道有益成分，集濂、洛、關新儒學之大成，在武夷山一帶創立了“致廣大極精微”的閩學（即朱子學）。朱熹是孔子之後儒學的最主要的代表者，是一個劃時代的裏程碑。到了南宋末元初，朱子學由南至北而全國，以及日、韓等國，成為“東亞文明的體現”。這一國際性的、極其深刻的中國文化運動，是以遊酢、楊時等為“道南”源頭活水的。
因此武夷山的“道南理窟”、南平的“理學名邦”之稱，是有深刻含義的。正如清代理學大師方宗誠所說的，如果沒有遊酢等人的“既勤敷菑”就不可能有朱熹的“芟柞耕獲”。
本文就遊酢與武夷山“道南理窟”和南平“理學名邦”之淵源做些探討，敬請方家賜教。
一、道南首豸山
遊酢（1052-1123），字子通，後改字定夫，號廣平，因曾築草堂於故鄉豸山，學者稱其為豸山先生，諡文肅。建陽縣禾平裏人，宋元豐五年進士，曆官縣尉、知縣、府教授、太學博士、知州、知府、監察禦史等職。他理政有方，惠政在民，治學有道，師承“二程”，號稱“程門四傑”之首，在書法上被稱為“草聖”。著有《易說》、《中庸義》、《詩二南義》、《論語雜解》、《孟子雜解》等，結輯為《豸山文集》十卷。
遊酢自幼天資聰穎，才高善學。楊時為其撰寫的《墓誌銘》指出：“讀書一過目輒成，比壯，益自力，心傳自得，不為世儒之習。”其父遊潛教子有方。宋熙寧五年（1072年）遊酢20歲，被推薦赴京城開封預考。程頤見之就斷言“其資可以適道”，同年八月程顥召之任扶溝縣教諭，拜“二程”為師，9年後神宗元豐四年（1081年）即他29歲時，帶領楊時到河南潁昌拜師於程顥。程頤讚美遊酢說：“其德業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遊、楊學成南歸時，程顥目送他倆說：“吾道南矣！”遊酢與楊時“載道南歸”，由此中國文化重心南移，給中國文化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
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48歲的遊酢在故裏構築“豸山草堂”（後改敕豸山書院），次年又在武夷山五曲興建“水雲寮”，聚徒講學著書立說。朱熹《武夷棹歌》之五曲中說“林中有客”，就是指遊酢在武夷山的活動。遊酢創辦的“水雲寮”是武夷山最早的學校。今詩人林鏡清先生詩曰：“聆理聽經河洛帳，授徒立說水雲寮。水載舟行千裏遠，寮通理學萬年長。”此後才有劉子翬屏山書院、朱熹之武夷精舍、劉爚之雲莊山房、劉拱之仰高堂、蔡發蔡元定之南山書堂、熊禾之洪源書堂等。由此，武夷山才有“道南理窟”之稱。南宋大理學家張拭說：“當今道在武夷。”遂使閩、浙、贛之武夷山一帶成為南移後的中國文化重心。清狀元馬應壁任職崇安時，於乾隆四十三年將其父親“道南理窟”四個大字摹刻在武夷山五曲溪南晚對峰壁，正對遊酢之水雲寮和朱熹武夷精舍。“道南理窟”遂成為遊酢、楊時“道南”和閩中理學興盛經至南移後的中國文化昌明的象征。
對於遊酢的學問、道德、業績和曆史價值，宋理宗皇帝在敕文中曰：“遊酢言正而行端、德宏而學粹、趨禮樂場，超卓傳注之表，群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羅網百家，馳騁千古，進憲台以率僚屬，推理學以大義，《士風疏》奏，足以扶國本於當時，注解經書，足以開來學於後世。顧功德之齊全。宜恩隆之特巽。茲稽諡法，道德博厚謂文，言行端行謂肅，諡‘文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