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三姐報名競選村官了。這一點父親無論如何是沒有想到的。一個女娃家，拋頭露麵，成啥？盡管有這樣的想法，父親還是決定去競選現場看看。當然，結果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在父親的意料之外的。三姐激動地跟我征求演說方案意見的時候，我已有了印象，像三姐這樣的女人，不做村官，誰做？做起事情來，一根筋，認死理，這一點徹底遺傳了父親的稟性。父親是一直不看好三姐的。這之前，他固執地讓大哥頂替進了單位，不惜代價地送我讀書，目的就是培養一個接班人——像他一樣做個“國家幹部”。當然，一切都沒有順理成章，我跟大哥的人生與他的思路格格不入，他怎麼也沒有想到，承繼他的事業的，最後是一個女娃。
也許，如母親所言，三姐從小就長得像我的父親。腰粗背寬，說話大聲武氣，走路瘋瘋翩翩，一張麵盆臉，盛了水就能當鏡子照。母親既然都這樣說了，村裏的人也就不怎麼避忌。三姐很懂事，知道大家話裏暗藏的意思，讀書就比別的女娃用功，噌噌噌地就讀到了高中。雖然碰上了高考，沒能上成大學，也很了不得了，在三姐之前，家族裏的女性們最高學曆也隻是個初中。大家自然就對三姐另眼相看了，母親很有麵子。生了一個高中生，幾乎就是撿了半個女秀才回來呢！
三姐高中畢業回家那年，我差不多十歲，對於美麗已是懵懵懂懂。三姐不是那種以臉蛋的漂亮悅人的女子。我仔細研究過三姐的畢業全班照，除了那根長長的辮子，以及那對又黑又亮的眼睛外，她幾乎就混同於任何一個農村女娃。我納悶的是，怎麼一下來了那麼多的媒婆和年輕男人呢？他們差一點就踩爛了我們家的木門檻。先來看人戶的是一個鄉中學的公辦老師，又有學識，又會說話，在輔導我三天功課後，回家了。姐姐說，油嘴滑舌靠不住，這一點與我的觀點不盡一致。隨後是臨村的一個性格木訥的壯小夥，我們家什麼活最累，他就搶著幹什麼。隻知道幹活，不是水牛就是驢子。三姐悄悄告訴我。後來，曾給大姐做過媒的那個女子，又從壩上介紹來了一個長相白淨據說還會做生意的男人。那個男人在我家待的時間稍長一些，最後還是讓姐姐發現了兩個缺點——抽煙，扛一捆竹麻走不了三裏路就歇了八回氣。三姐挑選女婿的那段時間，我發現，她比任何時候都要美麗。什麼緣由呢？直到現在，我也鬧不明白。據說，愛情讓女人變得透明，也許是這樣吧。
三姐的小名叫“素華”，一個很別扭的名字。父親解釋說，“素華”就是“素花”，改這個名字很花了他一番心思。我還是記不牢，依然認為三姐的名字像一個男人。那時，我還不會叫她姐。跟誰學呢？大哥一直對三姐心存不滿，似乎每次都是直呼三姐的名字，一次也沒有叫過姐。我在上學堂之前，我一直管三姐叫“妹妹”。大姐、二姐就說，盡說瞎話，老三是大姐二姐的“妹妹”。你們都這麼叫，憑什麼我就不能？我很委屈。三姐安慰我，妹妹確實是不能隨便叫的，姐姐長得醜，疼人。妹妹長得乖，被人疼。我依然困惑。三姐就舉了個例。譬如，有一顆桃，三個人吃，輕輕咬一口皮的是姐姐，咬著不鬆口的是弟弟，吃不著桃幹哭鼻子的才是妹妹。我就是那個姐姐，你就是那個弟弟，妹妹還在媽的肚子裏沒出來。三姐的話，顯然很可疑。輕輕咬一口桃皮兒，一個人抱著一顆桃不放，或者吃不著桃幹哭鼻子的模樣兒，跟長相的俊與醜有什麼幹係？那時，我還沒有讀過《紅樓夢》，還不能體會到天上掉下個林妹妹，是多麼快樂的事情，當然，更難以把三姐與一個仙姑一般的妹子聯係在一起了。
母親是不可能再給我生一個妹子了。她的乳房委瑣得像兩個搖擺在秋風中的鳥巢。憑什麼我的三姐永遠隻能做我的長相平平又疼人的“姐姐”，而不是貌若天仙被人疼的“妹妹”呢？
八
關於童年的記憶總是止於一片黃昏的灰色。
那個時候，我們一家被一張八仙飯桌團結起來。飯桌是鄉村中常見的那種，四方四腳，猩紅暗斂，最沒落的光彩也無疑是關於黃昏的記憶裏最出色的一筆。
父親坐了上八位，我和哥陪坐一旁，母親和三個姐姐對著坐了另外兩根凳子。母親靜靜地擠在桌子凳子一角，幾個姐姐眼看著就是家裏的大人了。我和大哥還矮，夠不著菜，姐姐們就把菜碗都往我們一邊挪。母親忙著往大哥和我的碗裏夾菜，偶爾也跟幾個女兒夾幾筷子。有時，我也和大哥搶座位，一人霸占一個凳子，眼睛瞪眼睛，鼻孔對鼻孔，一左一右對坐在父親兩旁。要是這樣，二姐就立在大哥後頭，不住地與他夾菜添飯。三姐自然就依偎在我的後頭，照顧我了。母親和大姐，則坐了下席。格局雖有些小調整，卻無大礙。
母親和她的三個女兒吃得很慢，咀嚼什麼都似乎是在咀嚼骨頭一樣，樣子很香。其實，姐姐們的碗裏並不比我和大哥的碗裏豐盛。她們扭捏文雅的姿態，隻是按照母親的規矩做給我們兄弟倆的榜樣，盡管我們對於姐姐們的斯文吃相不屑一顧。父親草草下了桌。母親說父親吃相很難看，咕嘟咕嘟，分明就是在倒！母親的數落，就像耳邊風，左邊耳朵進，右邊耳朵出，父親的一門心思在桌上的兩個男娃兒。父親朝我們看過來，我能感覺出來，他看幾個姐姐時目光是漫不經心的，而看我和大哥時眼裏溢滿光彩，很愜意，如同過年剛掛完春聯，還須隔在三步開外細細打量一般。每每這時，我和大哥就會很得意，像兩隻驕傲的小公雞！
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曾經突發異想，要母親再給我們幾姊妹生一個弟弟。我的理由是，家裏吃飯時還剩下一個位子，覺得缺點什麼，坐上去一個男娃，四男四女，一張桌子不正適合嗎？對於我的建議，大哥自然是堅決反對，有我與他爭吃爭穿就很煩了，哪裏能容得下又跑出一個男娃來。何況，生了個男娃後，哪個去跟父親坐一堆？這的確是個問題。算來算去，有資格和父親坐一堆的，隻有母親。母親說，你們老子一人坐一個凳子慣了，才不去瞎擠呢。我敢肯定，這絕對不是母親的托詞，她的立場已經習慣了與她的女兒們站在一起。母親執意不去與父親同坐上位，我、大哥以及三個姐姐，誰去坐似乎都不合適，借增加人丁來打破三男四女所維係的飯桌平衡的念頭，隻得作罷。
直到母親染病而去。母親去世後的那個冬天，我的三個姐姐已相繼出嫁，離開了老屋。還是那張祖上留下來的楠木飯桌。父親一個人悶悶地坐了自己的位置，吃飯更加潦草了。我和大哥一人坐了根凳子。父親對麵的凳子依然擺放著。我和大哥誰也不說話，飯菜和著淚水往嘴裏送。我知道，有四個影子站在那些空空空蕩蕩的位子背後，我和我的大哥正被她們默默注視。她們是我們今生最最親愛最最不能割舍的一群女性親人。
記憶中，那是一張漸漸傾斜的猩紅方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