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炎熱的六月，我身穿黑水獺皮滾邊的海青緞麵皮袍子，頭戴高聳的羊羔皮帽，脖子上塗的香料令人暈眩。我滿臉淌汗，端酒杯與陌生人對飲，向他們行鞠躬禮——這不是夢境，是去年的一場經曆身旁，是我的“新娘”阿季阿蘭。我總算把她的名字記住了。
這個巨大的白帆布帳篷，能裝五十多人，沒桌椅，熟肉堆在地麵塑料布上。食用固體酒精勾兌的酒在飲馬石槽裏蕩漾，隨便取飲。
我的“婚禮”，實為阿季阿蘭的婚禮，地點是俄羅斯布利亞特共和國鄉下的草原。
事情是這樣的。為做一檔電視節目，我們一行人圍繞貝加爾湖，尋找蒙古文化的遺音。昨天，於烏蘭烏德市兵分兩路，我和攝像師占布拉搭一輛卡車前往湖邊的塔布。司機謝爾蓋是俄羅斯小夥子，已經醉醺醺。車上，占布拉（兼翻譯，而我約能聽懂一點點布利亞特語）向司機炫耀中國的富裕：我們一幢樓比你們五幢樓疊起來還高（這裏多為二三層樓），我們的電視有五十個頻道，我們吃肯德基都吃膩了，我們……我暗示占布拉換話題，他可能太想念祖國而滔滔不絕。終於，司機停車，繞過車頭開右邊車門，讓我們下去。
我道歉並提出加錢，司機不屑，把二十美元車費和中國產清涼油扔地上，拽我們下車，說：“傲慢的中國人，你們有錢，但沒有森林和正直的心靈。”
司機——帶著正直的心靈把這輛吉斯牌卡車開向遠方，我們像兩個螞蟻被丟棄在南西伯利亞。我痛斥占布拉的愚蠢，告訴他：“中國人剛富幾年？窮人乍富，顯擺啥？該！”可是，這條路還有車過嗎？“寫遺書吧，在咱倆變成木乃伊之前。”我說。
占布拉以比蚊子還尖細的聲音回答：“攝像機還在卡車上。”
該！還管什麼攝像機，我想應該去尋找村莊。如果沒村莊等著我們，就隻有死亡等我們。我和占布拉的手機都沒辦國際漫遊，聯係不上劇組。該！
我從風中的氣味判斷西南方向應該是森林的邊緣，果然走出了森林，用兩個小時。占布拉提出休息，我說：“你不斷思考自己所犯罪孽就不累了。”又走了一小時，遇見草場，綠汪汪的點綴著鮮花，有沒有人？占布拉說：“多美！要有攝像機就好了。”蠢貨，還是不累。
走著，大腦和腿都麻木了，突然見到前麵說的冒炊煙的大白帳篷，人頭攢動，衣服鮮豔，像一場婚禮。
走近，我們伸出雙手——人其實都有乞討的本能——給我們吃的、喝的、睡覺的床鋪吧！
人們端來礦泉水和洋蔥抓飯。這時，一位威嚴的長者用手勢阻止。長者蓄油亮的黑胡須，目光銳利，披一件阿富汗總理卡爾紮伊式的長袍，問了我們姓名、來幹什麼。然後告訴身邊的人（名海日蘇）帶我去換衣服。
換衣服？吃飯或者說乞討難道要換衣服？海日蘇告訴我：呼倫巴雅爾（長者）說你相貌端方，有尊貴的“鮑爾吉”姓氏，是偉大的成吉思可汗的後代。他決定選你做他的女婿，今天的新郎。
啊？我問是不是玩笑，海日蘇答不是。我又問：原來的新郎呢？他答：等他等了五六個小時，不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