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國現當代散文成長、發展的
曲折曆程
（一）抗日戰爭前的散文
中國現代散文是從1919年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目標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開始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這個階段誕生和逐漸成長的。由於它是應社會革命、民族解放、思想啟蒙的時代需要而誕生，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救國救民的強烈責任心和使命感驅使下所掌握的一種思想文化武器，因此從其誕生時起就具有強烈的戰鬥性、現實性和社會性。也由於它與詩歌、小說等樣式比較，更輕捷、便利、真實、坦誠，因此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魯迅《小品文的危機》）。綜觀這一時期的散文，最顯著最成功的則是議論性散文，即“雜文”（魯迅稱說理性小品叫雜文）。從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開始，以後大批中國現代作家，都寫下了許多犀利、銳敏，飽含睿智的議論性散文，從而為現代雜文的迅速成熟和飛速發展，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同時，由於在“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背景下，各類報刊、各種社團紛紛湧現，為散文的發表提供了有利條件，為作家的掙紮和戰鬥提供了陣地，也使這種具有鮮明政治文化品格和健康藝術品格的文化得以興旺發展而在中外古今文學史上獨擅一時。
這一時期的“雜文”發展，大概又可以分成兩個階段：1927年前是其草創、獨立、初見繁榮的十年。魯迅則是“現代雜文之父”，周作人也建立了豐功；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是分化、重聚、完備與成熟過程，魯迅則是領袖文壇的光輝旗幟。前十年，剛產生的雜文，在與“甲寅派”、“學衡派”、“現代評論派”的激烈鬥爭中，由較粗疏的評論到逐漸增強文學性、知識性、趣味性而取得了成功，其間以嬉笑怒罵、冷嘲熱諷、亦莊亦諧、風趣辛辣的“語絲文體”影響最大；後十年，則是現代文學史上的“苦悶時期”。由於形勢發生激變，尤其是蔣介石的恐怖政治的影響，促成了“語絲派”的分裂。瞿秋白、茅盾、郭沫若、馮雪峰等左翼作家以魯迅為旗幟，包括鬱達夫、葉聖陶、曹聚仁、陳子展、鄒韜奮、陳望道等進步作家以及一批外國作家形成創作群體，稱“革命派”，而以周作人、林語堂為主將，包括《駱駝草》、《論語》、《人間世》、《宇宙風》在內的一些社團的作家則稱“言誌派”；還有梁實秋、徐誌摩、胡適、施蜇存、蘇汶、胡秋原等“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種人”，為“自由派”。這些文學流派的產生和社團的劃分，其實也並不如此簡單。雖然在思想傾向和藝術追求上這些社團或作家群有分歧、對立，甚至激烈的論辯和鬥爭，但除了極少數是延續前十年“現代評論派”等反動勢力的代言人和死心踏地效命於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叛徒外，絕大多數雜文作家，既有真正的革命者和文壇領袖，也有怕看見血腥的文壇老將；既有希求光明但深怕自身無力抗爭的徘徊者，也有不願與反動派同流合汙而在藝術世界求寄托或慰藉的隱士。從“雜文”的生存和發展上看，這些複雜而熱鬧的社團、流派，在論爭和創作中又形成了一種合力，促進了現代雜文的戰鬥品格和藝術風貌的形成，以至有了現代文學史上輝煌的“雜文時代”，造就了“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現代雜文成為抗日戰爭前二十年最有代表性、最有成績的主導性創作傾向，而在此期間，稍後出現的抒情性散文和記敘性散文也產生並取得了相當成績。周作人在“五四”時期名重一時，“五四”以後轉而在“美文”寫作上取法於英國的隨筆，認為自己的園地是文藝，“藝術當然是人生的，因為他本是我們感情生活的表現”、“有些人種花聊以消遣，有些人種花誌在賣錢，真種花者以種花為其生活——而花亦未嚐不美，未嚐於人無益”（《自己的園地》）。他的“平和衝淡”的抒情性小品，有“不容忽視的曆史地位”。魯迅的感情沉至的散文詩《野草》，敘事寫景抒情的散文《朝花夕拾》；朱自清的縝密、細膩、含蓄而貯滿深情的《背影》、《你我》以及其中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荷塘月色》等力作，就是成功的體現。而在小說、詩歌方麵均有成就的冰心、鬱達夫、徐誌摩各具個性的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浪漫抒情散文；何其芳、李廣田早期的創作，也是此期有代表性的名家名作。
這一時期最晚成為熱潮的是記敘性散文。周恩來、瞿秋白是先行者。周恩來1920年12月發表了《警廳拘留記》，接著發表了《檢廳日錄》、《旅歐日記》；瞿秋白1922年起先後出版了《俄鄉紀程》、《赤都心史》。他們的拓荒性的實踐，開啟了三十年代報告文學、文藝通訊、傳記文學的熱潮。鄒韜奮、範長江、林克多、胡愈之、夏衍、宋之的等人的報告文學創作均有可喜的收獲，而郭沫若，以及鬱達夫、沈從文的自傳體長篇或係列紀實性散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雖然這時期的記敘性散文在三十年代形成了群眾性熱潮，但文學性藝術性方麵尚較弱，明顯不及議論性散文，也不及抒情性散文的成功。
（二）建國前後的散文
抗日戰爭前的二十年是中國現代散文的誕生期。這個時期的散文雖然接受了外國作品，特別是英法隨筆散文的影響，並且主要地繼承了中國古典散文優良傳統，但又具有新的質，新的品格和風範，而且起點高，成績顯著，是建國前後二十年左右的現代散文成長、發展的良好開端。但是，建國前後，散文的成長又有了新的社會曆史契機，也有創作環境的複雜變化。例如，抗日戰爭的爆發，民族的救亡圖存和民族的解放，使現代散文創作重心轉移，散文自身也就具有了新的格調，新的麵貌；接下來的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以及文化革命前的各種變化，甚至是急風暴雨式的運動，也必然影響以至左右散文的步伐。我們考察、研究這一段散文發展曆程的時候，當然不能無視社會政治情勢與特定的曆史文化環境對散文創作本身的要求、影響與製約，自然也不應違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提出的曆史的美學的觀點來評判其是非。總體上說，這一時期突出的變化和特點是：
1．記敘性散文興盛。相對於抒情性和議論性散文來說，由於抗日戰爭爆發，民族矛盾突出，麵對日本帝國主義殘酷暴行和戰爭本身的嚴酷激烈，報告文學便成了最迅捷最有力的文學武器。在整個文壇，包括小說家、戲劇家、詩人、記者、理論家在內，甚至幹部、士兵、工人、農民中的文化人都熱情參與，作品數量之多，作者範圍之廣，文體形式之豐，都是空前的。理論上的迅速成熟和對創作實踐的有力指導也是別的文體所不可比肩的。茅盾說：“每一時代產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學。‘報告’是我們這匆忙而多變的時代所產生的特性的文學模式。”胡風則稱這種報告文學為“戰鬥的文藝形式”。它們形式短小快捷，多用速寫、報告、通訊之類形式，“寫出了前方戰士底英勇和犧牲的戰鬥，也寫出了後方民眾底忠誠和熱心的服務；寫出了傷病的將士底淒慘和痛苦，也寫出顛沛的難民底悲哀和苦難；寫出了敵人底凶殘橫暴，也寫出了淪陷區的民眾底慘痛的殉難和堅決的反抗；寫出了戰區落後的民眾底膽怯和貪婪，也寫出了前方進步的民眾底奮勇和慷慨；寫出了敵後方民眾底艱辛和苦鬥，也寫出了敵後武裝底發芽和成長；寫出了勝利的進軍底神威和勇邁，也寫出了潰敗的退卻底倉皇和鎮定；寫出了後方政治底腐敗墮落的一麵，也寫出了後方生產底突進的斷片；寫出了舊人物底垂死的暮氣，也寫出了新人物蓬勃底生機；寫出了知識青年底不懼艱苦的逃亡和流浪，也寫出了知識青年底不知疲倦的學習和工作……這一切反映在報告文學裏的生活的素材，不是足夠交織成一幅抗戰的中國的縮圖嗎？”（以群《抗戰以來的報告文學》）創作的群眾性熱潮中也湧出了丘東平、蕭乾、劉白羽等一大批新作家。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乃至建國以後，這種記敘性的報告文學作家，許多成為功成名就的專業作家，如沙汀、何其芳、卞之琳、周立波、周而複、丁玲、陳荒煤、楊朔、雷加、蕭三、華山等等。到建國後的五六十年代，又曾重新興起過報告文學熱潮，但創作內容、傾向和藝術追求乃至這一熱潮的客觀原因和主觀動機都較四十年代有了許多新變。如以經濟建設、肅反、抗美援朝等為題材；對工農兵群眾艱苦創業與英雄業績的歌頌，理想主義與昂揚激越的基調……但藝術上則缺乏個性和獨創性。1956年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有的作家“幹預生活”寫出了針砭時弊、積極探索的作品，如《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等，遺憾的是未能得到繼續，而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躍進”，“前者似一場冷雨，後者如一陣熱風，先後襲擊了正趨繁茂的散文文苑”（北師大等十院校《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到1960年至“文革”前的幾年才又呈現出報告文學的熱潮，湧現出一批起點較高的新人和質量較好的作品。如《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王磊、房樹民），《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陳廣生、崔家駿）、《無產階級戰士的高尚風格》（郭小川）、《紅桃是怎麼開的》（魏鋼焰）、《大塞英雄譜》（孫謙）、《小丫扛大旗》（黃宗英）、《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穆青）等等。這一時期，魏巍、華山、李若冰、魏鋼焰、黃鋼、徐遲、黃宗英等，是報告文學的重要作家。
記敘性散文中的傳記文學與報告文學有些不同，它在建國前並不發達，也不可能發達，因為它較重史傳性，一般難於直接服務於眼前的生活和鬥爭，它的創作的熱潮是五六十年代。它的題材、主題、傾向、風采也有別於以前沈從文、鬱達夫式的自敘傳，而是轉到頌揚中國革命曆程的光輝業績和前輩英勇奮鬥事跡與精神，重在進行傳統教育。因此，“革命回憶錄”或“革命傳記文學”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學樣式。如引人注目的《紅旗飄飄》、《星火燎原》；如《我的一家》（陶承）、《跟隨毛主席長征》（陳昌奉）、《方誌敏戰鬥的一生》（繆敏）、《王若飛在獄中》（楊植霖）等等。這些作品大多寫得感情真摯，質樸清新，有感人的人格力量和精神風采。雖然藝術上還顯得稚嫩些，但確是中國當代散文的新葩，為文學園地增添了春色。
2．抒情、議論性散文步履蹣跚。從抗戰爆發到新中國成立，抒情、議論性散文處於相對低落時期，不僅數量、質量、流派的形成和活躍程度均可以說大不如前，尤其是少有大家和名家出現。即便是曾在三四十年代曾享有盛名的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也未能留下特別出色的成績。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抒情性散文，縱使是一些藝術質量較好的作品，也多缺乏“五四”散文那種活躍、盎然的風采。其他許多名家名作本身，即便在寫作內容上有可取之處，也大多轉入了情感內在的“淺吟低唱”，論收獲，論實績，均難以與記敘性散文抗衡。議論性散文以雜文較為活躍，在三四十年代的淪陷區、國統區、解放區都有堅實的團體和陣地，魯迅的雜文傳統得到發揚；但到建國以後，卻持續性地走入了尷尬境地，剛有振興之象，便被政治浪潮淹沒，很難有活躍的生命和圓滿的結局，景況是令人惋歎的。四十年代開始，有一種以“思想雜談”為特征的溫和、委婉的議論性文體，雖然作家不多卻順利地生長起來，在五六十年代有廣泛的影響，有時代特征，但卻失去了雜文戰鬥傳統的銳利，不能成大氣候。
這一時期，抒情性散文雖從整體上看進步不大，也還是有一些深孚眾望、無愧時代的名家。特別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無論淪陷區、國統區、解放區，都產生過令人矚目的佳作。如茅盾的反映國統區種種黑暗和抒寫自然風光、人情物態的抒情之作，特別是具有強烈抒情品格的《白楊禮讚》、《風景談》就一直受到廣泛讚譽；巴金的“發散熱情”、“宣泄悲憤”的“新式”散文，如《死》、《夢》、《醉》、《生》和《雲》、《日》、《月》、《星》等抒情小品燃燒著赤子的熱情。建國後“文革”前也有一大批不勝枚舉的重要作家，如冰心、吳伯簫、曹靖華和楊朔、秦牧、劉白羽以及郭風、柯藍等，也取得了相當豐盛的成果。議論性散文，如建國前的“魯迅風”雜文流派作家群的產生和形成，解放區謝覺哉、艾思奇以及於光遠、陳湧、田家英等和國統區馮雪峰、胡風、夏衍、聶紺弩、秦似等的雜文，很有影響。建國後，隨著政治環境變化，在創作上棄“舊”立新的革命性轉變中，馬鐵丁（陳笑雨、郭小川、張鐵夫之筆名）、鄧拓這樣一些時人難以企及的作家的“熱情的諷刺”性雜文，更是難能可貴。
（三）“文革”時期的散文
“文革”十年，是國家的災難，也是文化的災難和散文的災難。在這場大革文化命的災難中首當其衝的是“雜文”，而第一個犧牲者則是鄧拓。鄧拓從1961年起應《北京晚報》社要求，以提倡讀書、豐富知識、開闊眼界、振奮精神為宗旨，在《燕山夜話》專欄陸續撰寫了一百五十多篇雜文，後又以《燕山夜話》結集出版。他的本意是在實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期在“偉大的時代”、“學習得更好，做得更好”（《自序》），接著又與吳晗、廖沫沙合作，在北京市委《前線》雜誌開設了《三家村劄記》專欄。全國許多報刊、雜誌也積極仿效，頗有“百家爭鳴”的生氣。1966年，鄧拓和《三家村劄記》的作者橫遭迫害，接著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黑幫”、“黑線”遍及全國。株連所及，散文的個性喪失殆盡，真實性品格變質，而“假大空”的批判文章、議論文章形成“大一統”局麵，所謂“抒時代之情，達階級之意，說革命之理”的散文，也是千人一調，千文一麵而成了“偉大的空話”。這一時期，雖然也有少數唐詰訶德式的作家和以“大我”替代“小我”的新八股文出現，但整體上也和當時的政治局麵、文學局麵一樣，已是“百花凋零”、“萬馬齊喑”了。這種局麵的形成，自然最主要是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實行陰謀政治的結果，但也有早在“文革”前的種種因素存在。如在散文創作理論上，強調以革命的政治的要求放在壓倒一切的地位，指責散文“專講形式”，說“散文行文自由”是其“局限性所在”，這就為散文的個性自由製造了桎梏；而六十年代初成為創作律條和大中小學教師理論指導的“形散神不散”的散文概念，也是不可取的。再如，新中國的誕生，呈現在作家麵前的是新的天地、新的事物、新的人和新的氣象，因而要求散文和散文作家去熟悉、去表現，這是情理之中的事；以高亢的、健康樂觀的精神麵貌反映時代主旋律也是必然的。但“真理再跨出一步，就成了謬誤”。到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初，隻能“歌頌”不能“批評”，隻準一花獨開，不準百花齊放，將一些積極“幹預生活”的作品歸入“毒草”，把一些思想活躍的講真話的作家打成“右派”，甚至強迫“勞改”，這就挫傷了作家的心性，助長了散文品格的虛假、矯揉造作和平庸、單調。“文革”前夕，不僅雜文成了“禁區”，出現了“小品文的新危機”，抒情和記敘性散文也步履艱難，難成氣候。一些挨過棍子戴過帽子的名家迫於“左”的壓力，隻得“王顧左右而言它”；而一些有才氣的散文家，基本拋棄了個性，抒不了真情，怕記敘真話，成了“捉刀”者的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