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茅盾在《創作的準備》一本小書裏說過：“誦讀宜博，研究宜專。”搞創作是這樣，做學問，寫作文，我認為也是如此。博與專，當然都隻是相對而言，但多讀些書，就能開闊眼界，還能啟迪思路，學到寫作需要的許多知識。我少年寫作文多得益於此，成年後做學問也多得益於此。還有一點，就是做筆記，比如摘抄優美詞彙和句子。我少年時作文，往往從我的詞彙本上借用一些，用得多了，就成了自己的知識，積累起來，說話寫文章也就能減少捉襟見肘的窘態。
學海無涯，勤奮是岸。我的少年時代沒有今天少年們這樣的得天獨厚的條件，也比不上同輩專家學者的少年才氣。我像在石縫中彎彎扭扭長出來的一棵草。隻是憑刻苦自學，多思勤練，才有了些成果。雖然我至今沒有圓了少年求學時的文學夢，但仍“一簞食，一瓢飲”筆耕未輟，不改其樂。
跋
古今都說人生如夢，我卻以為人生更像一部書。夢畢竟太虛、太短、太多，而書則不僅有夢、有夢囈，且在夢醒之後有省悟，悟後有跋涉，跋涉之後有痕跡。至少，我看我的這部集子是如此。
我出生在兵荒馬亂的上世紀40年代，日本投降時已五歲。當時，鄉親的貧窮、落後，我還沒有感受到，但無休止的死亡與流血，卻讓我的心靈十分惶恐。尤其是坐在籮筐裏連夜逃避日兵的時候；在私塾讀著“子曰”、“詩雲”，突然來了敵機，匆忙躲進地洞的時候。1949年的一天傍晚，當扛著長槍的解放軍進村時，我嚇得掉下了手中的飯碗，並由此大病一場。事後才清楚，這是改天換地的曆史變遷。此後，我和許多小學生一道，扭著秧歌，耍著“九子鞭”歡慶這一變遷。這種由大悲到大喜的時代場麵，可以說也就是我人生起點的一個夢。
夢，在我的人生中一個一個在做，但也一個一個醒了。例如，聽父母親訴說自己目不識丁的苦和生活中受壓迫被欺侮的痛，我就曾夢囈：長大一定出人頭地，為官執政，為父母爭光。可是，十歲不滿，母親急病辭世；十一歲，父親舊病加劇又不治身亡。不僅繼續上學已不可能，連生活也成了問題。接下來我年複一年上山砍柴，下地鋤草。放牛、車水，經常挨凍受餓，於是夢也就變得十分現實，往往隻是一頓白米飯，一雙可以防寒的膠鞋了。
十六歲，我的人生可以說是一個轉折。首先是複了學；接著讀了三年中學，初中畢業又回鄉當了三年的教書匠。然後，居然一舉考上了大學。這時，自信前程輝煌，不僅成名成家隻是一步之遙，甚至名垂青史也可望可即了。可是四年過來，積累的卻是一肚子酸甜苦辣。書倒是讀了一些，世麵也見過，但人格和自尊卻不能自保。原因很簡單，革文化命，“知識越多越反動”，加之“根不正，苗不紅”，我們這些“黑五類、臭老九”就隻有自覺改造世界觀，永遠接受再教育的命運。我的夢至此也算是徹底省悟了。
孔夫子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的人生大體也是如此。大學畢業分配到洞庭湖中一個島上接受改造，當然也做了些非本分的工作，進入三十歲，才到湘陰縣一中做了語文教師。三年下來，教學頗有些“名氣”，為求小家的溫飽，又想調往嶽陽解決小家庭的生計。誰知“腳踩西瓜皮”一下溜到了平江師範，教了一年中師才調到嶽陽地區教學輔導站。此後五年裏批林批孔，教育革命，成年累月地出差、開會，為領導人起草會議報告、文件。然後，批“四人幫”，辦函授，編教參、搞輪訓，到“不惑”之年還掛上了“負責人”、主任、副院長等職務。工作雖然賣力，寫文章也算“遵命”，但一則是養家糊口所必需，二則也希望立功、立德又能立言。應該說，這十多年的跋涉是一段平常的，實實在在的無夢的歲月，既沒有為“蝸角功名”而飄飄然的感受，也沒有信誓旦旦的夢幻之語，較多的隻是人雲亦雲。
如果說我“不惑”之年前寫的一些東西大多是速朽的或記夢之作，那麼此後二十多年所寫則都比較務實，也較有學術價值或應用價值了。這個時期，小家庭基本安定，生活可達溫飽水平，外界的幹擾漸少。尤其是1986年調到長沙後，教學和科研還受到鼓勵和經費支持。省部級獎勵之外，1993年開始，國務院給予特殊政府津貼待遇；1996年起被學界同仁推舉擔任了中國古代散文學會副會長。接著工資也晉了級，有關榮譽、職務也不時落到頭上。當然，不愉快，甚至煩心的事還是有的。比如，給小鞋穿的，甚或以莫須有和想當然之罪而中傷人的，這也叫人啼笑皆非，好在人心自有是非曲直，玷汙人者最終將自己的人格玷汙了。
我寫以上這些近乎自傳的文字用來跋尾，一是因為我的人生道路與這套自選集有太密切的聯係；二是收在這套集子中的論著，都是夢醒以後產生，不會如夢一般很快幻滅。我相信我的研究生，許多我記不住姓名的曆屆大學生，還有我的兒女，我兒女的兒女，他們會閱讀，會參考；我相信他們會讀懂這部書。自然我也相信，這部集子中還有其他讀者和研究者所需的東西，他們或許能從其中得到某些啟迪；或者會發現其中有的論述和見解具有某種學術價值。這恐怕不是什麼聳人聽聞吧？!
2007年7月於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