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在《三國誌·魏書》中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禦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陳壽之言還是比較中允的。曹操憑借一己之才，終成大業。盡管他沒有稱帝，但陳壽卻破格地為他寫了本紀，這為傳統史學開創了未做帝皇立紀的前例。有案可循，此後唐王朝修撰《晉書》，才為司馬懿父子兄弟並作本紀。陳壽寫的是曆史，也是為曹操樹碑立傳，裴鬆之注所引諸書，更就傳主行事。詳細地補充、強化了他的性格和氣質。雖然有褒有貶，但這正是史家可貴之處。後來的人們總認為這些記載。比較接近曹操的曆史形象。
隋唐以後，曹操作為一種政治符號，凡有褒貶，多是為現實政治而作。所以李世民說曹操平定天下，“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於往代”（《祭魏太祖文》，見《全唐文》卷十）。北宋司馬光也說曹操：“知人善任，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置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群雄，幾平海內。”當然同時期也有貶之者，如武則天時的史家劉知幾，罵曹操是“賊殺母後，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史通探賾篇》），罵得夠凶了，看來是影射，是有所指的。
南宋伊始，理學興起，特別突出正統觀念，斥罵曹操為奸臣”如浪如潮，為偏安江南小王朝張目，但於曹操之才能，並非一言以蔽之，遑論多有褒揚。有如元好問詩；“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論詩絕句》）；明張溥說：“周公所謂多材多藝，孟德誠有之。”“漢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呂布，孟德實兼其長。（《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清陳柞明《采菽堂詩集》：“孟德天分甚高，因緣所至，成此功業。”近代黃摩西亦稱：“魏武雄才大略，草創英雄，亦當占上座。雖好用權謀，然從古英雄，豈有全不用權謀而成事者？”
如此等等，不可枚數。
曹操是奸臣，婦孺皆知。
近代以來多有為曹操翻案者。郭沫若說：“自《三國演義》風行以後，更差不多連三歲的小孩子都把曹操當成壞人，當成一個粉臉的奸臣，實在是曆史上的一大歪曲。”（郭沫若《文史論集》第209頁）“因而《三國演義》的藝術真實性也就失掉了基礎。”
其實羅貫中《三國演義》，成功地寫了曹操曆史與文化的兩重性，有褒有貶，乃是以史實為基本以藝術為載體的。四川大學沈伯俊教授曾有條不紊地介紹《三國演義》如何寫曹操開卷稱霸時的英雄氣，敘述他過人的膽略、才智，畫龍點睛地指出，在《三國演義》塑造的幾十個主要角色裏，隻有兩個人被對方（包括敵手）尊稱為公的，一個是“關公”，另一個就是“曹公”，可見作者仍忠於史實，視曹操高人一籌也。
民國以來學界也多實事求是論史論人，即使對《三國演義》也並非執意否定。1917年1月20日，胡適在《複錢玄同》文中稱：“平心而論，《三國演義》之褒劉而貶曹，不過是承習鑿齒、朱熹的議論，替他推波助瀾，並非獨抒己見。況此書於曹孟德，亦非一味醜詆。如白門樓殺呂布一段，寫曹操人品實高於劉備百倍。此外寫曹操用人之明，禦將之能，皆遠過於劉備、諸葛亮。無奈中國人早已中了朱熹一流人的毒，所以一味痛罵曹操，戲台上所演《三國演義》的戲，不是《逼宮》，便是《戰宛城》，凡是曹操的好處，一概不編成戲。此則由於編戲者之不會讀書。而《三國演義》之罪實不如是之甚也。（《胡適文存》卷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
胡適如是說。後來的學者也多有此說。據蔣星煜先生說：當郭沫若、翦伯讚等群起為曹操翻案時，譚其驤先生就提出不能用“正統思想”四個字來全部否定人民群眾對曹操的看法。表現了中國學者最可貴的正氣和風骨。（《學林散葉》第2頁）看來古今學界。包括《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都沒有隻貶不褒，一邊倒。那麼後來的大張旗鼓。為曹操翻案，又是翻什麼呢。
舍此隻能是文化舞台打造的曹操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