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喝酒，給我也倒一杯。抽煙，一次抽出兩根，他一根我一根。他還總是先給我點上火。我們的這種關係，他人或以為怪。父親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兒子的關係也是不錯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張家口農村勞動，他那時從幼兒園剛畢業，剛剛學會漢語拚音，用漢語拚音給我寫了第一封信。我也隻好趕緊學會漢語拚音，好給他寫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打成“黑幫”，送進“牛棚”。偶爾回家，孩子們對我還是很親熱。我的老伴告誡他們：“你們要和爸爸‘劃清界限’。”兒子反問母親：“那你怎麼還給他打酒。”隻有一件事，兩代之間，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縣“插隊落戶”。按規定，春節可以回京探親。我們等著他回來。不料他同時帶回了一個同學。他這個同學的父親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軍將領。這個同學在北京已經沒有家，按照大隊的規定是不能回北京的。
但是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夥同學的秘密幫助下，我的兒子就偷偷地把他帶回來了。他連“臨時戶口”也不能上，是個“黑人”。我們留他在家住，等於“窩藏”了他，公安局隨時可以來查戶口，街道辦事處的大媽也可能舉報。當時人人自危，自顧不暇，兒子惹了這麼一個麻煩，使我們非常為難。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們的臥室，對他的冒失行為表示很不滿。我責備他：“怎麼事前也不和我們商量一下！”
我的兒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傷心。我們當時立刻明白了：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我們這種怕擔幹係的思想是庸俗的。我們對兒子和同學之間的義氣缺乏理解，對他的感情不夠尊重。他的同學在我們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離去。
對兒子的幾次戀愛，我采取的態度是“聞而不問”。了解，但不幹涉。我們相信他自己的選擇，他的決定。最後，他悄悄和一個小學時期的女同學好上了，結了婚。有了一個女兒，已近7歲。
我的孩子有時叫我“爸”，有時叫我“老頭子”，連我的孫女也跟著叫。我的親家母說這孩子“沒大沒小”。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
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盡量保持一點童心。
作者簡介
汪曾祺（1920年—1997年），江蘇高郵人，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曆任中學教師、北京市文聯幹部、《北京文藝》編輯、北京京劇院編輯。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等。
【心香一瓣】
父母應該給予子女盡可能多的民主和自由，而不是用自己理想中的模式去塑造子女。正如文中所說，孩子是屬於自己的，“他們的未來應該由他們自己來設計”。
“多年父子成兄弟”，文章結尾點明了這句話的內涵，值得所有父親思考和借鑒，尤其是在應試教育之風依然盛行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