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文德拉站起來時，身子疲憊地微微晃了一下。昨天夜裏，他一直絞盡腦汁地思考發言的內容，對他來說，這已經變成了一場噩夢。過去，律師界的道德規範似乎一直很清楚：每一個當事人都有權委托辯護人為其辯護，辯護人的職責就是為他提供辯護。但在以前，他從來沒有為受到如此嚴重指控，而且應當受譴責的人辯護過。這一周對他來說至關重要——第一次進行謀殺辯護，下周，他的婚禮就要舉行——可是一想到自己要講的話，可能會救了那個他認為道義上應該為謝莉·沃爾特斯之死負責的男人的命，他內心就充滿了恐懼。
道義上如此，或許法律上也是如此。這就是他整夜絞盡腦汁要克服的兩難境地。謝莉被下了迷奸藥，是不是就不可能自殺了，還是說，僅僅是不太可能？賽文德拉對此並不了解。他推測，這要視情況而定，包括劑量強度、她的身高體重，以及她服藥時距離死亡的準確時間。如果那位該死的病理醫生工作到位，在血液中發現藥物痕跡的話，所有這些應該已經都在法庭上辯論過了。但是，他沒有發現；所以，賽文德拉因為知道委托人的秘密而無比煩惱，但由於對委托人具有保密責任，又不允許他透露這個秘密。他陷入了困境，隻能在陪審團麵前為委托人辯護，希望他們智慧過人。現在，他站起來麵對他們——兩位年長的女性、四位中年男子、兩個挺著啤酒肚的人、四個剃著光頭的年輕男子，兩個神情茫然的女孩，一個在悄悄嚼著口香糖——開始講話了。
他嚴肅地告訴陪審團，隻有他們排除所有合理懷疑，堅信大衛·基德有罪時，才能定罪。否則，就必須宣告他無罪。他解釋說，那些瘀傷可能是大衛采取急救措施時，由於動作笨拙造成的；刀上的指紋可能是大衛發現浴缸旁邊的刀後撿起時留下的，他撒謊可能是因為感到恐慌和悲傷。他重申了自己的推測，認為謝莉首先是試探著割了自己的左手腕，然後用更大的力氣刺入右手腕，造成了致命傷。他已經不再認為這種看法有什麼巧妙和過人之處。連自己嘴裏說出來的話，他都覺得有一股怪味。
但他還要繼續闡述更有力的論點。“既然帕特爾先生改變了主意，那麼控方就完全敗訴了。動脈被刺穿後，她在浴缸裏存活的時間超過了二十分鍾，這明顯是不合理的。”
“所以，對控方提出的全部四點證據——瘀傷、指紋、割傷和時間——都存在另外一種解釋，都有疑問。而這些疑問必然對被告有利。”
他迅速看了一眼陪審員們，他們中有幾個人看上去相當讚同他的觀點，這讓他感到驚慌。現在，這苦差事中真正殘忍的部分來了。他能感覺到謝莉家人的幾雙眼睛盯著他的後腦勺。他想，這就是我們獲取高薪的原因，必須清晰地說出極其令人討厭的事情。為了錢而撒謊。
“好了，諸位陪審員，如果這不是謀殺，就隻存在另外一種可能性，對嗎？這一定是自殺。但謝莉·沃爾特斯是一個健康的年輕女子，今後的人生道路還很長，她為什麼會做出這麼可怕的事情呢？說這些話我心裏也不好受，但這也有另外一種解釋。如果你們認同的話，這種解釋根本不會指向謀殺。”
“這是一出愛情悲劇。謝莉·沃爾特斯在大學第一年裏遇到了大衛·基德，並愛上了他。”他回頭瞥了一眼，厭惡地打量著被告席裏的委托人。“你們都看到基德先生了，你們可能不太喜歡他，甚至可能會像紐比夫人那樣，覺得基德先生是個怪物——一個冷酷、自私的性侵者。你們也許沒錯。但那並不能證明他就是凶手。”
他翻閱著精神病醫生的證詞，堅持強調謝莉遭受到的壓力，一方麵來自她的母親，一方麵來自大衛·基德。另外，也介紹了她發現他和另一個女孩上床這件事情。
“難道你們不認為，這些事情足以讓任何人瘋掉嗎？當然，也足以誘發抑鬱症。而事實似乎正是如此。在她去世前一周，她很開心，情緒高昂——可是很不幸，這是她疾病的症狀。她告訴她的母親，她再也不會見大衛了，可她卻自己去了大衛的公寓。”
“那麼，她為什麼要去呢？去取她的東西——睡衣、內衣、緊身衣、書本和雜誌？當然不是。這似乎很明顯，不是嗎？這些隻是借口。她的朋友們提議和她一起去，可她拒絕了。她之所以單獨前往，是因為想再次見到男朋友。盡管基德先生一再背叛她，但謝莉仍然或多或少地愛著他。她多少有些不相信，他會像人們說的那麼壞。她在希望和絕望之間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