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再來說說早期玉柴的人才觀，依然以譚紹昌為代表。前麵說過早期玉柴有整整10年時間沒有一個有身份的工程師和技術員，但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這個地處祖國西南邊地的小廠製造了它的第一台拖拉機、第一台煤氣機、第一台柴油機、第一台汽車，在不知情的人看來這幾乎是天方夜譚，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然而奇跡就是在不可能中發生的。其實就在上文所描述的那個身陷囹圄的郎中，出於一個並不怎麼高尚的動機，為早期玉柴另辟蹊徑，開辟了一條謀生之道的時候，另一個身穿囚服的電氣技術員也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為早期玉柴畫出了第一張圖紙。無論這以後的玉柴在全國機械行業的地位如何顯要，也無論今天的玉柴機器在國際國內如何領先，這張或許並不規範的圖紙卻是一個機械製造企業的最早的藍圖。繪製這個藍圖的人叫何士典。
我所掌握的何士典的故事來自很多老玉柴的講述。其中包括老科長寧國治、第一任書記楊學池、譚紹昌遺孀馮彥珍、何士典之女何麗燕等。我采訪這些高齡老人一般沒有任何導向，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們對何士典的記憶有驚人的一致性。我曆來尊重老年人的思維方式，老年人的思維有一條既定的河床，它不習慣於人為的疏導，也沒有“擇善而流”的習慣，他們的記憶經過時間之流的反複淘洗，剩下的信息已經連成一片，形成了一種穩態結構，這是一種自然流動的思維，不容易被切斷，一旦被切斷就找不著接口，那樣一切講述就得從頭再來。所以任何想通過阻止和引導來達到某種先入為主的采訪目的，使采訪者的某一個觀點得到印證的企圖都是難於實現的。我是在幾年前的一次采訪中總結出來的經驗，那一年我為了一部關於紅軍長征的紀錄片走遍全國，采訪了30多位老紅軍，這些90多歲的高齡老人，他們的記憶就像一條綿延不斷的古老的河流，永遠不會中斷，也永遠不會被人導入一個事先劃定的流域。你隻能陪他們在河灘上漫步，在河水裏漂流，偶爾發現一串生動的腳印，悄悄捕捉幾朵閃光的浪花。也正是從那時起我知道了一個老人就是一部曆史的真正含義，那意思是說，每個老人心中都有一部曆史，這是經過他們自己演繹的曆史，也是一種不容修改的曆史，因為他們的記憶是凝固的、封閉的、穩定的。這種口述曆史一方麵給我們全麵了解曆史真相增加了難度，另一方麵卻也為我們在考察曆史事件時難於避免的主觀臆斷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強勢介入設置了一重天然的屏障。所以兩相比較，積極意義還是占主導地位的。
對於何士典，直到我在2009年早春那個灑滿陽光的上午踏進玉柴老年活動中心的門檻之前，我還一無所知。但自從那個上午的采訪完成之後，何士典的名字就經常在我耳邊響起，那段時間，凡是了解玉柴曆史的老人，談起玉柴早期的艱難起步都要提到這個名字，這時我才預感到要說玉柴的曆史，何士典是一個繞不過去的人物。當然和陳善文一樣，何士典當年也是戴罪之人，這可能給我的敘述多少帶來一些麻煩，但人既是生產關係的載體，也是生產資料的類型，從企業的角度看，人的人力資源屬性遠勝於他的政治屬性，充分發揮人力資源的潛能，實現人力資源利用的合理化與最大化是企業家的天職。所以對於玉柴早期的曆史敘述，必須有曆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我是從譚紹昌遺孀馮彥珍口中第一次聽到何士典的名字的，而且是在無意之中。講述人向我提到這個人也純粹出於無心。因為我當時的采訪動機隻是向一個未亡人了解過世多年的譚紹昌的工作生活情況。時隔多年之後重提舊事，我們的談話是在一種緬懷的氛圍中進行的，馮彥珍多少有些傷感，所以講述中不自覺地將當年有關的人和事都牽涉進來了。馮彥珍的談話從她和譚紹昌的家庭生活開始，她說：“譚紹昌不光是一個好廠長，還是一個好父親、好丈夫。他從來沒打過孩子，對我也很好，我生病以後都是他照顧我，經常給我洗腳。他的人緣好，裏裏外外的人都喜歡他。毛病就是愛喝點酒。他比我大9歲，我們的婚姻是組織上安排的。那時我剛從博白中學畢業，參加土改工作隊不久，被送到玉林參加一個法院組織的土改培訓班，後來才知道這個培訓班還有另一個目的。當時公安和法院係統有一批就地安置的南下幹部，因為戰爭一直沒有結婚，或者原來的婚姻已經名存實亡。因為年齡都很大了，組織上決定出麵為他們創造一些條件。培訓班結束後，我本來是要回博白的，走的前一天，組織上找到我說，有兩個革命幹部看上了我，讓我自己挑一個，這兩個人我都有印象，其中一個人已經40多歲，頭發都白了，我肯定不會同意，另一個也比我大9歲。我說太老了，組織上說：你這種想法就不對了，人家為了解放全中國什麼都不要了，還耽誤了自己的終身大事，都無怨無悔，我們算什麼？被組織上的人這麼一說，我當時就蒙了。我說那我該怎麼辦？組織上說二選一，你挑一個吧，我說那我就要這個年輕一些的。組織上說行，你就別回博白了。”
就這樣馮彥珍就留在玉林和那個年輕一些的人結了婚。那個人就是譚紹昌。馮彥珍至今還記得他們結婚的日期，是1951年12月15日，同時也記得另一個日子，1989年9月23日，這是譚紹昌去世的日子。這兩個日子都是老人在談話中不經意透露給我的，由此可以看出和譚紹昌攜手走過的這38年在老人心中的分量。馮彥珍說老譚是一個好人，不管對什麼人都很好。我理解這裏的人是有多重含義的，包括家裏的人，外麵的人，也包括何士典這樣一般人不敢對其示好的人。馮彥珍說那時廠裏沒有技術人才，隻有懂一點技術的犯人。有一個叫何士典的犯人，讀過大學，懂機械，因為不是政治犯，老譚就把他當成技術人員用，經常帶他出去開會考察，還去過機械部。老譚沒有文化，但他很尊重有文化的人，不管他是什麼身份，對何士典就是這樣，所以他們兩人有很深的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