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詩強曾經談過這個問題，他的說法很直接，直接說到了玉柴高管層的待遇問題，開始我還不想就這個話題深談下去，後來才知道，在玉柴，年薪製、高收入都是很陽光的話題，從董事長到普通員工，大家都不諱言，雖然之間的落差大得驚人。正視差別、承認差別與正視和承認貢獻一樣，都是一個現代企業必須具備的素質與品格，也是一種企業理念。用曾詩強的話說，玉柴合資以後，走出國有體製的羈絆，在分配製度改革上邁了一大步，因為股份公司一塊是外資控股，我們的管理很多都是按照外資企業的管理辦法做的。現在國有企業都放開了，我們又必須有新的招數了。當年我用10萬元的年薪可以請來上海頂尖的技術人員，曾晴初就是這樣請過來的。他當時是機械部上海內燃機研究所高級工程師，研究室主任，我們聘請他做總設計師，廠長高級顧問，當時的年薪是10萬元，另外在上海給他買了一套房。這個待遇在當時也算最高，但當時是1988年，玉柴還沒有合資，受很多限製，我們不敢做得太出格。現在不一樣，國企高管和技術人員的待遇都放開了，合資企業必須做得更好才行。我們沒有地域上的優勢，對人才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表現在待遇方麵，關於這方麵的改進，合資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由於地域的原因，玉柴在人才隊伍建設上一直有相當大的難度。我在杭州采訪玉柴駐浙江辦事處期間，目睹“自古形勝”的東南，開始從人文地理的角度想一些問題，才發現地域條件與文化生態之間的關係比我原先想象的要複雜得多，遠不是一個政策、一個口號可以解決的。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說，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同時都具有文化的價值和意義，先進文化是推動經濟發展不竭的精神源泉。經濟與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共生互動的關係，發展中的區域經濟需要擁有與之相適應的先進地域文化，在長三角地區的江浙兩省有著悠久的優秀地域文化傳統，所以在改革開放的今天，當江浙地域文化成為富民創業的精神之源的時候，才有了江浙經濟的迅速繁榮。文化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文化是寄植在人身上的，文化的實體是人，是人才。東南形勝，自古就是人才薈萃之地，也是文明繁衍之鄉。五代、兩宋以來，特別到明清以至近現代，由蘇、錫、常、滬、杭、嘉、湖、寧、紹這些吳方言地區構成的蘇南、浙北已經成為我國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重心區，這些地區經濟的繁榮與文化的發達對我國的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許多中國科技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是從這裏走出去的。這裏是徐霞客、沈括、徐光啟、王錫闡、葉天士的故鄉，也是吳門畫派、吳門醫派、昆曲的搖籃。當外國列強入侵中國、民族危亡之際，王韜、馮桂芬等人率先提出了學習西方科技以求自強超勝的主張；李善蘭、王季烈、徐壽、趙元益等學者率先把近代數理化科學引入到中國，他們都來自富饒的江浙大地。隨後大批青年才俊負笈海外，學成歸來後為祖國的現代科技事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錢學森、錢三強、王淦昌、王大珩等現代國防事業的元勳、科技界的泰鬥，都是東南沃土培育出來的棟梁之材。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朱棣文，光纖之父高錕與建築大師貝聿銘等為人類科技進步作出重要貢獻的華人科學家也出生在這裏……這一切對地處南國另外一隅的廣西都過於遙遠。
從更久遠的曆史來看，我國東西南的經濟文化發展的水平自古就不在一個層麵上。我手頭有一份蘇州學者張橙華、朱奚紅提供的資料，其中記載了明、清兩代各省及部分市縣的進士數，這兩代進士數總計51086名，其中浙江6379名，江蘇5958名，僅蘇州一市就達1971名。如果說各省錄取進士數有一定的配額，與各省財賦有關，也受政治上照顧或限製的影響，不能完全代表各地教育水平的話，那麼每屆狀元隻有一名，而且是由皇帝欽定，不可能舞弊，它完全可以比較真實地反映出不同地域的文化實力，所以狀元的籍貫也就更能說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