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林鐵堅是天津人，又是天津大學的博士後，離開這個重工業氛圍很好的北方重鎮到玉柴工作的確是一次十分個性化的選擇。天津大學有一個國家唯一的內燃機燃燒重點實驗室，在全國內燃機行業有足夠權威的地位。林鐵堅就是從這個實驗室走出來的。燃燒與排放有直接的關係，我問林鐵堅究竟是玉柴對待排放的態度吸引了你還是你對排放的研究吸引了玉柴？林鐵堅先是不置可否，然後稍微考慮了一下說我還是先講講來玉柴的經過吧。我和林誌強是師兄弟（林誌強現在是玉柴工程研究院院長），我們同一個導師。我在做博士後期間就做了一些應用項目，但覺得還是不夠充實，想找個企業把專業用起來，林誌強知道以後向我推薦了玉柴，那時候他已經來玉柴兩年了。不久玉柴就來人和我談，談得還不錯，待遇也談了。接著他們又邀請我到玉柴考察了一下，當時就覺得這裏事情很多，學我這個專業的完全有事可做。加上又見了李勤博士，心裏就更踏實了，覺得李勤博士都在這裏，我為什麼不能來呢？我念碩士的時候就讀過他的書，老專家了。不過最後促使我下決心的還是玉柴對燃燒技術的重視，它一直在排放上領先，一個偏遠的地方企業有這樣的超前意識，是很難得的。燃燒是柴油機的關鍵技術，用戶選機，一是看可靠性，二是看油耗。油耗主要看燃燒係統的效率如何，能否匹配，外加排放要求。排放和油耗是一對矛盾，我們做的就是一種平衡。學校一般沒太多研究排放問題，但企業要求考慮環保、社會責任，我們在玉柴提前做了國3國4，對行業的提升作用很大。但這還隻是一種理論上的控製，我們的檢測方式不一樣。美國的排放標準是按年度計算的，每隔三年左右就推出一套新的法規，按它現在到2010年的排放標準，氮氧化合物隻是我們國3的十分之一不到，而且它的檢測是隨機抽取的市場車，我們是論證性檢測，沒有抽檢市場實物，是一種理論上的控製，所以我們肩上的擔子還很重。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開始推行汽改柴，柴油節能是肯定的，但排放肯定比汽油高，顆粒物多。加上柴油機的工藝要求很高，雖然技術都是引進的，問題不大，但我們的製造技術上不來，這也直接影響到排放。2007年我去德國做歐4，其間去了兩次美國，他們都有這樣一個看法，認為中國人可以把先進的技術買回去，但工人的質量意識、官方的質量監管體係和他們差別很大，中國人是不會把產品做到完美之後再推出去的，“差不多”就行了。因為中國的哲學是“中庸”，不會把一件事情做到極致。他們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製造問題不是技術問題，是人的問題，是文化的問題。
關於製造與文化的問題，我曾經就這個問題和玉柴的幾位高管都探討過。梁和平說這幾年我一直在呼籲加大製造技術的投入、研發，提高製造技術領域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德國是一個製造能力極強的工業化國家，它在全球競爭中的地位主要是由它的製造技術奠定的，而不是它的產品技術。它能把每一個產品做得一模一樣，保證每一個產品的質量，中國製造的差距就在這裏。比如鍾表，瑞士的製造技術最好，但其中有很多粗加工零件是在中國做的，它拿過去做成了藝術化的產品。我們做的是功能性產品，甚至一些功能還不能發揮。現在我們既然已經意識到了文化觀念對技術的影響，就要從改變觀念入手去提升技術。
當然技術也是一種文化，但今天玉柴人關注的是另一層麵上的文化，是操縱技術文化的文化，這是技術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麵臨的課題。它再一次提醒我們人文社科以及基礎理論學科的建設與重振已經到了十分緊要的關頭，當作為觀念的文化嚴重製約作為技術的文化的時候，這個民族的文化建設任務就應該是對傳統文化的反省和改良，而不再是一味地去光大我們的國學了。依舊是那個老掉牙的話題：民主和科學是一輛馬車的兩個輪子，必須並行，不可以偏廢任何一方。所以我又想起了李勤的話：新技術很快可以學會，要有自己的產品還有一個文化的問題，不要用手工業時代的思維來考慮問題，現代工業麵臨的問題不是請幾個大師就可以解決的。要提高員工的文化水準，要提高技術人員的理論素養。我理解李勤的話的意思是要培養一代有新思想新觀念的製造者，中庸的哲學、人治的理念、大寫意的手法與現代工業文明和現代技術文化的衝突已經在所難免。李勤說，在德國人才是流動的，但技術是流程化的，不會因為一個人的走掉而中斷，而國內目前的情況普遍是一項技術的研發與實施完全依賴少數幾個人，這是人治社會秩序的擴大化，也是傳統文化濡染的結果。我和李勤談這樣的話題的時候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麵我為今天的玉柴擁有這樣一群具有人文情懷和知識分子品格的工程技術人員而驚喜，另一方麵也為我們的民族工業所麵臨的技術、資金、人才以外的製約而擔憂，這就是一種文化的製約。文化建設的曆程是漫長的，誰都無法說服自己寄希望於一種新文化的橫空出世，來結束一代文化理想主義者的苦旅，所以在文化技術主義者雲集的玉柴，從這個已經占據了中國製造業高端的平台上，找到新技術主義思想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