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概述
明神宗萬曆44年（1616年），建州女真族統治者努爾哈赤在東北地區建立了大金（史稱後金）王朝，定都興京（今遼寧新賓境內）。明崇禎9年（1636年），努爾哈赤第四子皇太極改國號為清，定族稱為滿洲（譯音，即妙吉祥義）。明崇禎17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覆滅。當時皇太極已死，其子福臨（即清世祖）繼位，改元順治，睿親王多爾袞攝政，便乘機入關，以明降將吳三桂為先導，鎮壓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取得了中央政權，並隨即進行了統一全國的戰爭。這時民族矛盾很尖銳，漢族地主階級內部擁滿和反滿的鬥爭也十分激烈。於是清統治者采用禮葬崇禎帝後，升級擢用降吏和不改變漢人服製等項措施，來分化漢族地主階級；同時發布赦免罪犯、蠲免糧餉等項告示，企圖緩和人民的反抗情緒。然而，在清初40年的時間裏，反清戰爭仍在不斷地進行。“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人民反清鬥爭中最慘痛的曆史。東南沿海和西南地區的抗清軍堅持最久，在廣西、雲南等地由李定國領導的抗清軍到康熙元年（1662年）才告失敗，由鄭成功在台灣建立的抗清政權，則一直堅持到康熙22年（1683年）。
康熙時最後完成了全國的統一，建立了強大的封建帝國，並采取了一係列恢複農村經濟的措施，以求緩和階級矛盾，安定社會秩序。人民在經曆了明末殘酷的剝削、巨大的戰亂以後，有了安定喘息的機會。整個社會經過了幾十年的休養生息，也逐漸恢複繁榮，為清王朝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對外所采取的限製貿易的政策，則有力地遏製了西方早期殖民勢力的侵入，使封建經濟的發展有了保障。
清統治者繼承並進一步加強了明代的中央集權政治製度，規定由內閣到六部等中央機構，均設複職，滿漢平分。但實際上中央大權，並不在內閣，雍正以前在滿洲貴族組成的議政王大臣會議，雍正以後在滿員充任軍機大臣的軍機處，而一切重要問題，最後都由皇帝裁決，形成了極端專製的封建統治。
清代科舉製度仍按明代舊製，以八股文取士，但擴充了取錄的名額，還頒布了捐納製度。康熙17年（1678年）又開設博學宏詞科，用以羅致“名士”，取錄者都授以翰林院的官職。在施行羈縻政策的同時，又嚴禁文人結社，並大興文字獄，以壓製思想上的反抗。清初文人的社集很盛，由於經曆了明代覆滅的重大變動，文人多在詩文中寄托他們懷念故國的情緒。楊鳳苞說：“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為詩社，以抒寫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秋室集》卷1《書南山草堂遺集》）所以自順治9年（1652年）以後，便不斷有禁止文人結社的明令。雍正3年（1725年）更定例究查。文字獄也比曆代增多，康熙二年（1663年）的“明史案”，除莊廷钅龍先死，“焚其骨”外，“所殺70餘人”（《亭林文集·書潘吳二子事》），受株連的近200人，以社集中文人為最多。此外，如沈天甫之獄，戴名世《南山集》之獄，雍正時汪景祺之獄，呂留良、曾靜之獄等，實行殘酷鎮壓，這對當時文人的消極影響是很大的。
清初文化思想上的鬥爭也很尖銳。清朝統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康熙編寫了《性理精義》，又重新刊行了《性理大全》等書，頒布全國，以鞏固其思想統治。程朱派理學家李光地、湯斌、陸隴其等人都很受寵幸。
明清之際，在反對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專製的鬥爭中出現的進步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都親身經曆了明代的覆亡，親眼看到了明末社會種種腐朽黑暗，參加了抗清的軍事鬥爭。他們通過這種生活體驗和對社會矛盾、民族矛盾的長期觀察和分析，總結了曆史上的經驗，產生了進步的民主思想。
他們思想的特點，首先是對封建社會本身進行了相當深刻的批判，有的針對封建統治，特別是針對明朝統治的積弊和問題，提出了一些帶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張，或補偏救弊的改良方法。
黃宗羲大膽地抨擊了君主專製政治，認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認為“自秦漢以後，凡為帝王者皆賊也”。他們還提出了均田的主張，黃宗羲主張把全國耕地先“每戶授田五十畝”，“餘田……以聽富民之所占”，同時按土質分別“田土之等第”，地稅均“以十一為則”。王夫之在《噩夢》裏更進而提出：“有其力者治其地”，“而民自有恒疇”，這可以說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萌芽。
其次是對民族壓迫的反抗和批判。
顧炎武對於防止外族的侵略特別注意。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謂之亡天下。”他所說的“亡國”是指朝代的更換，“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淪亡。他認為保國是君臣和有職守的人的責任，“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日知錄》）！
在時代的刺激下，他們反對明末王學的空談心性，提出“合經學無理學”的主張，企圖通過經史的研究達到喚醒人心，複興民族的目的。顧炎武主張“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與人書》）。黃宗羲說：“文之美惡，視道合離”。這就開始轉變了明末空疏的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