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後，閻若璩、胡渭等立漢學旗幟，攻擊宋學。這些對清代的學風有著深遠的影響，同時對清代的文學理論和創作也起著重要的作用。清代詩文的複古主義傾向，甚至在小說戲曲中也確考時地，侈談學問，都和這種學風有關。
清初的進步作家，民族意識強烈，對現實的認識也更加深刻。明遺民以詩文著名者如顧炎武、屈大均、王猷定、魏禧等的作品不隻流露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對當時人民的苦難生活也多有反映。另外，屈節降清的吳偉業，在他的詩裏也反映了明清之際的變亂，藝術性較高。王士禎是康熙時期的詩壇主將，他論詩以“神韻”為主，創作力求“超脫”。這種詩風的形成，反映了作家的日益脫離現實。清初詞的作者也不少，但模擬多於創造，如陳維崧的模仿蘇、辛，朱彝尊的宗法薑、張。納蘭性德雖有較多直抒胸臆之作，然而受貴公子生活的限製，思想內容同樣貧乏。
戲曲方麵，在蘇州地區產生了以李玉為代表的一派作家，對明末清初動亂的現實有較多的反映，李玉等集體寫作的《清忠譜》對明末政治的批判也更為深刻。康熙時期洪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繼承了明代傳奇的優秀傳統，同時又抒寫了國家“興亡之感”，代表了當時戲曲創作的最高成就。李漁的戲曲理論，聯係舞台實際，並總結了前人的成就，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小說方麵，陳忱的《水滸後傳》描寫梁山英雄們在黑暗的封建統治下的再度起義，並突出了南宋時期的民族矛盾，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蒲鬆齡的《聊齋誌異》繼承了魏晉誌怪小說、唐宋傳奇的傳統，加以發展創造，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同時寄托了作者的“孤憤”，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展示了封建科舉製度帶給人們精神上的毒害，歌頌了爭取真摯的愛情生活和反對封建禮教的鬥爭精神。在文言小說的創作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乾隆時期，是清朝經濟文化發展達到頂點，階級矛盾也日趨激化的時期。伴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適應貴族、大地主、大商人享樂生活的需要，城市工商業也活躍起來，呈現了一片繁榮的景象。當時窯業、印刷業、製鹽業、紡織業、礦業等的規模和水平已相當可觀。景德鎮的窯業工人就將近20萬，廣州有一個製茶工場，男女童工達500人，還開始部分地使用機器。在這個過程中，東南沿海一帶一度被摧殘了的資本主義萌芽又開始發展起來，但由於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資本主義的萌芽在很多地區又表現得不夠明顯，而且由於封建勢力的阻礙，它的成長過程是很緩慢曲折的。
所以那時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封建地主階級的擴大兼並，使土地高度集中，不隻皇室、貴族、官僚都聚集了巨額的財富，大商號、當鋪、票號、銀號、鹽莊，以至一般土豪富商，也聚集了驚人的財富。其結果便是土地愈集中，農民愈貧困。
乾隆末年，政治已日趨腐敗，貪汙成風，當時畢沅為兩湖總督，福寧為巡撫，陳淮為藩司，三人朋比為奸。人們說：“畢沅象蝙蝠，身不動搖，專吸過往蟲蟻；福象虎狼，不顧人畜，一概吞噬；陳象老鼠，鑽穴蝕物，使人不防。”嘉慶初年，查抄前軍機大臣和砷的家私，估銀約10億兩，超過乾隆年間所耗軍費的10倍。八旗兵丁既不操練，又不事生產，成為社會上的寄生階級，整個統治集團生活奢靡，日趨潰爛。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亦日益激化，接連地爆發了大規模的軍事鬥爭，如嘉慶元年（1796年）發生的白蓮教起義，曆時9年，活動地區包括川、陝、楚、豫、甘5省；苗民起義比白蓮教起義早一年，起義先後達12年之久；嘉慶18年（1813年）又爆發了天理教起義。
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剝削和民族壓迫的鬥爭，沉重地打擊了清朝統治者，同時也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道光年間，英國殖民勢力的鴉片走私活動更加頻繁，白銀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財源更加枯竭。道光20年（1840年）爆發了鴉片戰爭，揭開了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的序幕，使中國逐步進入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
乾隆時期，統治者對文人繼續施行高壓與籠絡的政策。文字獄案經常發生。據一種不完全的檔案材料《清代文字獄檔》，從乾隆6年（1741年）至乾隆53年（1788年），前後48年之間，共有63起，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獄案發生，殺人焚書，成為平常的事情。乾隆籠絡文士的手段也超過前期，乾隆36年（1771年）仿康熙的辦法，再開“博學宏詞科”，被舉者共267人，實際到京參加考試的有220人（全祖望《公車征士小傳》）。乾隆38年（1773年），開“四庫全書館”，征求天下遺書，不但網羅了大量的禦用“人才”，而且通過“四庫全書”的編纂，大規模地銷毀一切反清的以及一些反抗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專製的曆史文獻和其他書籍，企圖消滅漢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和反封建精神。結果在乾隆39年（1774年）至乾隆47年（1782年）的8年間，被銷毀、抽毀和橫遭篡改的圖書不計其數。但是也必須指出，這種浩大的圖書集中的工作對我國文化的發展也有著一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