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時期，考據發展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乾嘉學派在文禁森嚴的條件下，逐漸放棄了顧炎武等的治學精神，走上了為考據而考據的道路。
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學風是“博學”、“好古”；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學風是“實事求是”、“無徵不信”。他們考據的目的是為了通經，由於他們隻是依據漢儒的意見，特別是以許慎、鄭玄諸家之說作尺度，所以他們所說的“實事求是”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尋求客觀規律是很不相同的。雖然他們在整理古代學術文化方麵有較大的貢獻，但是他們冥心追古，脫離現實，淹沒於煩瑣考證之中，歸根到底是為封建統治者粉飾承平。
其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同情人民的疾苦，對政治比較關心，在他的《孟子字義疏證》裏，表現了他的進步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提出了“通情”、“致用”兩種主張，以反對程朱理學的觀點。他說“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後儒冥心求理，其繩以理，嚴於商、韓之法，故學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責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眾也”（《戴東原集·與某書》）。然而，戴震在思想方麵影響不大，仍是以訓詁大師聞名於世。
初期考據學者標榜漢學，以與淵源宋代的程朱理學立異，後來更多調和漢宋之論。他們已進一步總結前人在學術、文學上的成就，為當時封建統治階級服務。在這種風氣影響之下，文學創作中的複古主義傾向更為嚴重，隻有長篇小說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
清中葉的詩歌領域中，王士禎的“神韻”說的影響仍然很大。主張“溫柔敦厚”的沈德潛，更是典型的台閣體詩人；稍後，翁方綱的“肌理”說，表現了考據學對詩歌的影響。隻有袁枚的反對複古、主張性靈的理論，繼承了明末公安派的傳統而有所發展，他的“性靈”說不象公安派那樣玄虛抽象，而是從實際出發，在當時比較有進步意義。鄭燮的詩歌不僅能突破複古主義的束縛，而且寫出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詩篇。桐城派方苞、劉大櫆、姚鼐等的古文理論和創作，一直影響到清末的文壇。由於學者多讀古書，多記古事，這時還出現了駢文“複興”的局麵，這和桐城派古文是一個對立的文派，汪中在這方麵取得較大的成就。
在雜劇、傳奇方麵，由於作者的脫離現實、脫離人民，片麵追求格律和詞采，他們的作品就隻能成為文人案頭之物。隻有蔣士銓、楊潮觀成績比較可觀。代之而起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戲。從明代發展起來的彈詞、鼓詞在這時普遍流行，作品數量很多。其中有些著名的作品，如《義妖傳》表現了反封建、追求愛情的精神；《再生緣》歌頌了婦女的才智，成功地塑造了孟麗君的形象；《天雨花》描寫了明末朝政的混亂和閹黨的專權。在彈詞中成就比較高。
章回小說中出現了標誌中國古典小說現實主義高峰的《紅樓夢》，它以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之間的戀愛、婚姻悲劇為中心，寫出了以賈府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由盛而衰，揭示了封建製度必然滅亡的曆史趨勢。《儒林外史》對科舉製度的罪惡作了深刻揭露和辛辣的嘲諷，表現了一定的民主傾向。《鏡花緣》也表現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對封建社會進行了一定的批判。詩文、詞曲更加衰落，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後，由於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才出現了新的情況。
清代詩
清代詩人、流派眾多。雖然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盛行，但仍不乏反映社會矛盾、暴露現實黑暗的作品，現實主義傳統在一些具有進步思想和民族意識的作家中仍有繼承和發展。在技巧形式上不斷追求創新，也為詩歌的發展積累了一定的藝術經驗。
清初“遺民”詩人的作品大都敢於正視現實，反映那個時代的民族鬥爭，表現不忘故國的思想感情。
如顧炎武的詩托物寄興，吊古傷今，充滿愛國激情。他認為“詩主性情，不貴奇巧”（《日知錄》），其詩作沉雄悲壯，蒼涼沉鬱，具有淳樸自然之美。黃宗羲的詩多故國之悲，懷舊之感，慷慨激越。王夫之的詩追懷往事，感慨生平，流露反抗精神，寄托亦深；他以情景交融論詩，影響頗大。另有杜濬、錢澄之、歸莊、申涵光、吳嘉紀、屈大均等，其詩作都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和人民的疾苦，具有現實意義。
以明臣而仕清的詩人，以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為最著名，稱“江左三大家”。錢謙益反對明代“複古派”，提倡“情真”、“情至”。擅七律，詩風接近晚唐和宋詩。入清後的一些詩，如《後秋興》等，感慨興亡，深沉蒼勁。吳偉業的詩不滿現實，又不敢明白直陳，詩風顯得委婉含蓄，感染力很強。龔鼎孳詩較少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