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義公害小說”，近代小說的一種。是俠義小說和公案小說的合流。俠義小說早在唐傳奇《昆侖奴》、《聶隱娘》等作品中，已見雛形。宋代的《江淮異人錄》、明代的《劍俠傳》，以及宋元話本中的“樸刀”、“杆棒”類，均屬俠義小說。公案小說則從唐宋話本中“公案”類話本演變而來、如宋元話本中的《簡帖和尚》，明代的《龍圖公案》等都是公案小說。到了近代才大量出現公案小說和俠義小說的合流，形成為有固定格式的長篇小說，即俠義公案小說，如《三俠五義》（又名《七俠五義》）、《小五義》和《施公案》、《彭公案》等。內容多帶有公案類話本色彩，寫“樸刀”、“杆棒”，“發跡變泰”等，一般以“俠客”、“義士”如何協助名臣大吏或“清官”破案為主線，形成跌宕起伏的情節，構成完整的整體。這類小說對封建時代社會政治的黑暗腐朽有所反映，但又把剪惡除奸的希望寄托在“清官”、“俠士”身上，宣傳封建統治階級的威力，表現了作者一定的局限性。
小說發展的新階段
古典小說發展到光緒年間（1875~1908），隨著改良主義運動蓬勃發展，開始出現了新的局麵。雖然在這個時期也產生了像《三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等俠義小說和《青樓夢》、《海上花列傳》等狹邪小說，但這些作品，隻是前一個時期小說創作的餘波，它們已經不能代表當時小說創作的主要傾向。在這些俠義小說中以光緒5年（1879年）出版的石玉昆《三俠五義》影響較大。小說的前半部寫的是包公在展昭、白玉堂等俠客的幫助下，受理民冤、神斷疑案，同奸臣龐太師父子鬥爭的故事；後半部主要寫俠客們幫助顏查散替朝廷剪除叛藩襄陽王黨羽的經過。作品通過龐裏、馬剛、馬強、柳洪、苗秀等反麵形象，對當時社會上的種種黑暗，主要是皇親國戚以至土豪惡霸的橫行跋扈，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作品塑造的包公，參太師，斬龐昱，成為後來深受人們喜愛的清官形象。小說在藝術上有一定的成就，具有濃厚的平話色彩。《三俠五義》的續書《小五義》、《續小五義》，它們無論就思想內容或藝術方麵看都略遜一籌。在狹邪小說中，隻有光緒18年（1892年）韓子雲寫的《海上花列傳》具有一定批判現實的意義。作品通過趙二寶、李漱芳、周雙玉三人的遭遇，在寫出城市有產者荒淫無恥的同時，對妓女們的悲慘生活作了一定的反映。它用吳語寫成。其中主要人物寫得很生動，富有生活氣息。
代表這時期小說創作新麵貌的是從1900年左右到1910年之間出現的大批反映改良主義政治要求、譴責現實黑暗的小說和許多闡述小說理論的文章。它們大都發表在當時創辦的《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等許多文學刊物上。
這一局麵的出現，有多方麵的原因。中日戰爭後國家和民族危機愈加深重。廣大群眾對腐朽無能的清帝國已感到無望，紛紛想尋找國家積弱的原因。當時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封建士大夫“幡然思改革”，開展了一個轟轟烈烈的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在文學上也出現了一個改良運動。小說界革命就是這運動的一個方麵。當時人們把小說看作是暴露舊社會、宣傳新思想的有力武器，他們一反前人輕視小說的傳統觀念，把它提到空前未有的重要地位。大批小說和小說理論就是在這樣一個新的形勢下出現的。
這時近代性商業都市的相繼出現，都市中廣大市民階層對小說的濃厚興趣，外國小說的大量傳譯以及職業小說家的出現，也都是小說創作和小說理論得以興盛的重要原因。
這些小說有它鮮明的特色。首先是它們自覺地配合當時政治運動，有較為豐富的政治內容，凡官場的黑暗，帝國主義的橫行霸道，以至政治生活中的一係列重要事件，無不在小說中得到反映。特別是宣傳改良主義已成為小說的主要內容。正因如此，也就決定了這些小說對現實的揭露和批判雖然很廣泛，但是不夠徹底。如它們在大力揭露官場黑暗的同時，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對封建最高統治者的幻想；在大量揭露帝國主義凶殘的同時，又對它的侵略本質缺乏認識，甚至還美化了它的“文明”和“進步”。其次，小說對現實的態度是一味地暴露、譴責，缺乏理想的光彩。這固然由於當時現實的極端黑暗和腐朽，同時也由於作家認識上的局限，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找不出寄托理想的正麵形象。小說作者繼承了我國傳統的諷刺手法，而又有所發展，它的特點是筆無藏鋒，達到了極度的誇張和漫畫化的程度。他們經常抓住一點，大力渲染，讀來痛快淋漓，但由於典型概括不夠，不能留給讀者以深刻動人的印象。在小說的結構上，一般都采用若斷若續的長篇形式，它主要是為適應報刊的分期刊載；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儒林外史》的影響。
當時不少小說理論文章的主要內容大致可歸納為下列4個方麵：
1.非常重視小說的社會作用。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的一段話，是最有典型性的。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