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描寫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家與中國的“帶工老板”（一種封建把頭）勾結，使用包身工的情況，這是半殖民地社會特有的一種現象，最能反映中國人民慘遭三座大山壓迫的狀況。夏衍在工人的幫助下曾深入工廠，掌握了有關包身工的較豐富的材料，用包身工生活、勞動中的具體事實描繪了這慘絕人寰的罪惡製度。其中還突出地表現外號“蘆柴棒”的一位女工的遭遇，雖然著墨不多，因為有了一個典型性的人物，大大增強了作品的表現力。報告文學因為要迅速報道事件，有時反映生活易流於表麵。
《包身工》成功的關鍵在於紮實地把握材料，使表現生活達到了一定的深度。在表現方法上把藝術地描繪生活，與新聞報道、社會調查、政論的筆法相結合。既有類似小說的細致刻繪，也有恰如其分的理論分析。既有形象性的比喻，如把與外界隔絕的包身工比做裝在罐頭裏的勞動力，又有凝聚著滿腔情感的政論語言。稍晚些時候發表的李喬的《錫是如何煉成的》，記述雲南個舊錫礦砂丁的悲慘生活。砂丁頗近於包身工，這篇報告文學的主題，題材也近於《包身工》。寫法上從頭至尾敘述砂丁的生活，內容相當充實。由於手法上不如《包身工》的多樣，相對地減損了藝術的感染力。
宋之的的《1936年春在太原》，也是一篇有特色的報告文學。內容是記述當年春天紅軍東征後，山西軍閥閻錫山驚惶萬狀，草木皆兵，在太原加緊鎮壓人民。作品巧妙地將報紙新聞與現實生活中的見聞，用抒情夾著諷刺的筆墨編織在一起，顯得瀟灑生動。
這時期還有一些報告文學作品，在文藝性與新聞性之間更偏重於後者，例如記載國內外社會生活見聞的作品。早些的如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林克多的《蘇聯見聞錄》等。稍晚些有鄒韜奮的三本《萍蹤寄語》，記述自己在西歐、蘇聯流亡中的見聞。還有著名新聞記者範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最早報道了紅軍長征與陝北根據地生活。這些作品在當時發生過重大的影響。蕭乾也寫過幾本記述自己從南到北的行蹤和沿途見聞的作品，如《人生采訪》集中的《流民圖》，描寫1935年秋濟寧大水後漂流的可憐的難民。這一類作品與當時的一些遊記如鬱達夫的《屣痕處處》等不同，它主要不是為了提供一種藝術的欣賞，而更具有文獻的價值。
還有一種作家記述自己生平的自傳體散文，這時也有發展。郭沫若在1928年後寫的《我的幼年》、《反正前後》，是對傳記文學的開拓。1933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自傳叢書》，有巴金的《片斷的回憶》（後改名《憶》），《欽文自傳》、《廬隱自傳》、《資平自傳》、《從文自傳》等。巴金還有《短簡》、《生之懺悔》等也屬此類。作家寫自己生平往往真切動人，而且也保留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
20世紀30年代的敘事、抒情、哲理各類散文也有新的成就。除了一些小說家如茅盾、巴金、鬱達夫、魯彥、吳組緗等也從事散文寫作外，還出現了幾位有成績的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