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的帶動下，30年代雜文創作出現了高潮。當時不僅“左聯”的刊物和一些進步刊物上都經常發表雜文，有的還辟有專欄；而且像《申報·自由談》這樣曆史久、發行廣的資產階級報紙，也常刊載魯迅等的雜文。還出現一些以登載雜文為主的刊物，如《濤聲》、《新語林》、《芒種》、《雜文》等。雜文的創作興盛一時。
魯迅之外，以瞿秋白的雜文成就最高。他的雜文多政治評論和文藝雜感，後來收在《亂彈及其它》中。《流氓尼德》、《財神的神通》等揭露帝國主義侵略本質，和他們與中國封建買辦勢力的勾結，對中國人民的沉重壓迫。《美國的真正悲劇》一文則戳穿了美國的“民主”、“自由”的假麵。另一些尖銳、犀利的雜文有力地批判了“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揭穿新月派作家的真麵目。
他也善於作形象的比喻，如以紅皮白肉的“紅蘿卜”說明“第三種人”的實質，以捉老鼠很凶而對主人很馴服的貓，喻新月派在當時的作用。他還在雜文中運用古典詩詞曲以增加藝術感染力。如《曲的解放》以雜劇形式描寫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王道詩話》中用古詩刻畫了胡適為虎作倀的嘴臉。另一些雜文則熱情洋溢地呼喚革命風暴和驚雷，如《一種雲》、《暴風雨之前》等是風格熱烈、情意濃鬱的散文詩。瞿秋白的雜文更鮮明地表現以馬列主義分析政治問題的特色。他的實踐再次證明思想水平和淵博學識對於雜文的成功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此外，一些老作家如茅盾、鬱達夫等也常就政治時事寫作雜文揭露國民黨反動派。還有一些年輕新秀深受魯迅雜文的熏陶、哺育，在雜文創作中得到較大收獲。如徐懋庸出版《不驚人集》、《打雜集》，唐弢出版《推背集》、《海天集》，還有柯靈、聶紺弩等也時有佳作。這許多雜文的出現，如魯迅所述：“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活潑；第二是使不是東西之流縮頭；第三是使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顯出不死不活相。”所以，他為這雜文創作的“日見其斑爛”而感到樂觀。
20世紀30年代散文的一個重要發展是報告文學的興起和旺盛。近代一些資產階級改良派作家寫的報道西方國家社會情況的文章，可以說是最早的報告文學。而現代報告文學則起始於瞿秋白的《餓鄉紀程》、《赤都心史》。隨後在一些重大事件和運動中，如“三一八”慘案、“五卅”慘案等，也有一些記述其過程的散文，就其性質而言，亦屬於報告文學。但報告文學這個名詞的出現，是在“左聯”成立之後。“左聯”在開展工農兵通信運動時，提出了創造報告文學的號召。“左聯”刊物上譯載了介紹這種文體的論文。1930年9月《世界文化》第一期發表柔石的《一個偉大的印象》。這是記述在上海秘密舉行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實況的，是20世紀30年代最早的報告文學作品。報告文學的興起除了“左聯”的積極提倡，還與當時政治形勢有關。“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入侵我國，人們關心國家命運，也關心時事，希望迅速看到事態的變化。報告文學這種文藝性的新聞通訊報道，本來就是適應急遽發展的現代社會生活的文體，必然興旺起來。
“一二八”事變後，產生了一批報道上海軍民英勇抗敵的報告文學。在這基礎上，由阿英選編出版了《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這是最早的一部標明報告文學之名的結集。1936年周立波翻譯了捷克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國》。次年又有墨西哥愛狄密勒的《上海——冒險家的樂園》（阿雪譯）出版。外國作家如何描寫中國社會，這對我國作家的創作是有益的借鑒。1936年，報告文學創作有明顯的進展。茅盾主編了規模巨大的《中國的一日》的報告文學專集。這是由“文學社”征求5月21日當天的社會生活見聞的稿件，共計3000餘篇，從中選出了490篇。各個戰線上的廣大作者描寫了城鄉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組成了一曲“奇瑰的交響樂”。同年，產生了本時期報告文學的最優秀作品，夏衍的《包身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