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集中也有一些抒情散文，如《夜頌》，完全是一篇優美清峻的散文詩；有一些是敘事性回憶散文，如《女吊》、《我的第一個師父》。就文體而言，它們也可編入《野草》、《朝花夕拾》。但多數雜文是議論性的，其共同的特點便是詩與政論的結合，形象性與邏輯性的統一。因為要議論，或立論或駁論，都要有證明、有推理，沒有堅固的邏輯力量難以立足。但雜文不是一般評論、政論，它具有文藝性，因而必須用形象，使邏輯力量透過形象表現出來。“五四”以後，魯迅的雜文始終是形象性與邏輯性互相滲透、融合的典範，到了20世紀30年代更加運用自如，手法更加多樣，產品也更顯風姿綽約。他要揭露幫閑文人，並不列舉醜行，歸納特點。他在《二醜藝術》中隻是饒有趣味地描述戲曲中某一行當的職能。這種描寫越是形象，幫閑文人的嘴臉也就揭示得越鮮明。比喻本身是形象，但比喻得貼切也會產生邏輯力量。由於魯迅生活見識極廣、學識極淵博，能夠經過淘濾選擇最有力的比喻，所以不需多作抽象推理，隻讓形象說話，便可以少勝多。他以泰綺思的典故喻京派與海派的關係等，都是極有趣又極精辟的。有時不用引證典故，隻需剪裁生活亦能從強烈的對比中產生邏輯力量。當劉半農以大學入學試卷中的錯別字編打油詩以嘲笑青年時，魯迅在《“感舊”以後（下）》中並沒有多講正確對待青年之類的道理。他隻把中學生寫錯別字和大學教授拿這些錯別字編打油詩排列在一起，問道：這兩件事哪一件更可笑？一個大人物的輕浮之態立即躍然紙麵。這個對比的排列本身便具有批判力量。有的雜文還因此有很強敘事性。如《弄堂生意古今談》，也隻是擺出了上海弄堂幾個小小景象。然而數年間的變化竟如題目所示有如古今之別，令人產生隔世之感，不是也無可辯駁地說明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日趨沒落嗎？由於國民黨文禁森嚴，在沒有言論自由的情況下，魯迅雜文不能不寫得隱晦曲折。而用來包藏真意的仍然是形象。
《現代史》一文從頭到尾是對街頭上變戲法者的描繪，隻有最後一句故作驚奇地說明：寫到這裏才發現題目錯了。其實作家所要告訴人們的就是：一部現代史，無非是統治者變戲法般變換著花樣來向人民要錢。無論哪一種方法，透過形象來說理、論辯、批判、駁難，是它們的共同點，使他的雜文成為有濃厚藝術色彩的議論文。
在這個總的特點之下，依著不同的內容，靈活使用多種的手法，絕不為某一種固定的格式所囿，使魯迅雜文形式、風格均豐富多彩。有的似政論，義正詞嚴，理直氣壯，風格嚴峻，氣勢凜然。有的是短評，峭拔犀利，鋒芒畢露，僅一擊便可致敵死命；或嬉笑怒罵，旁敲側擊，幽默輕鬆之中繳了論敵的械。有的清新雋永，或富有抒情性，或飽含哲理性，均有無窮的回味。有的旁征博引，學術性與戰鬥性並茂。還有絮語、隨筆、速寫、書信，乃至類似小小說等，各種形式均應用自如。
魯迅在開始寫雜文時，也受過西方散文的啟發，但在這個領域中他更多的還是繼承了中國古代散文的優良傳統，並且經過他的創造，開辟了中國散文的新局麵。在魯迅雜文中很容易便可感到它有先秦諸子的雄辯力量，有魏晉散文的潑辣鋒芒，有六朝筆記的簡約精練，有韓愈政論的謹嚴明晰，有柳宗元寓言的精當比喻，也有唐末小品的憤激和明末小品的諷刺攻擊。由於他充分吸收了傳統的精華，養成散文藝術上深厚的功力。經過他的廣泛運用，使雜文以其強烈的戰鬥性、深刻的思想性和巨大的藝術魅力，“侵入高尚的文學樓台”，並成為現代文學中有重大影響的一種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