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後的文學概述
抗日戰爭使整個社會生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隨著沿海大城市特別是文化中心上海的失守，文藝活動和出版界一時陷入沉滯狀態，一些曆史較長的有影響的大型文學刊物，如《文學》、《文叢》以及《光明》、《中流》等相繼停刊，代之以《呐喊》、《烽火》、《光明戰時號外》、《戰時演劇》、《戰時聯合特刊》等等小型刊物。麵對全國人民高漲的抗日情緒，大片國土的相繼淪陷，作家失去了從容寫作的環境和心情，紛紛擺脫原先比較狹隘的生活圈子，走向內地和抗日前線。上海救亡演劇隊的組成，標誌著文藝工作者有計劃、有係統地為抗日戰爭效勞。當時武漢又成為內地文藝活動的中心。從上海、平津和東北等地來的大批作家和詩人，陸續彙集於武漢三鎮。
最初，他們雖然“都有一個共同的意念，要把文化的觸角盡量往民間伸出去”，但“並沒有什麼嚴密的組織”，特別是缺乏思想上的領導，以致文藝工作者的抗日激情沒有得到正確的引導和發揮，文藝的宣傳、創作和出版工作往往形成自流，帶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和認識上的混亂。1937年12月，以中國共產黨首席代表身份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擔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來到武漢。他十分關心抗日文藝運動的開展，親自領導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國統區文藝運動。他通過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和黨在國統區公開發行的《新華日報》，以及親身參加各種抗日的重要文藝活動，與文藝界保持廣泛的聯係，把聚集在武漢的大批文藝工作者組織起來。這些人中，一部分人後來到了延安和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其餘絕大部分的文藝工作者，通過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和郭沫若主持的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都被吸收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抗日文藝大軍。一時間，武漢三鎮抗日歌聲回蕩，戲劇演出盛行，詩歌朗誦活動到處興起，刊物如同雨後春筍，作者精神振奮。這是與當時政治上的新氣象相適應的文藝方麵生氣蓬勃的新局麵。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是繼戲劇界抗敵協會之後最早出現的全國規模的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1938年3月27日成立於武漢，發起人包括文學界各方麵的代表97人。周恩來在“文協”成立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會議選出郭沫若、茅盾、馮乃超、夏衍、胡風、田漢、丁玲、吳組緗、許地山、老舍、巴金、鄭振鐸、朱自清、鬱達夫、朱光潛、張道藩、姚蓬子、陳西瀅、王平陵等45人為理事，周恩來、孫科、陳立夫等為名譽理事。由老舍主持“文協”日常工作。“文協”在全國組織了數十個分會及通訊處。黨通過“文協”中的黨員與進步作家，有力地領導與推動抗日文藝活動。“文協”的成立標誌著文藝界在民族解放的旗幟下，結成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文協”之後，音樂界、電影界、美術界等全國性抗敵協會也先後成立。“文協”成立大會上，提出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對於鼓勵作家深入現實鬥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文協”還組織作家戰地訪問團等活動，推動文藝工作者的“下鄉”和“入伍”。它的會刊《抗戰文藝》，自1938年5月4日創辦，至1946年5月終刊，先後出版31期，是貫通抗日戰爭時期的唯一的文藝刊物，對於推動抗日文藝活動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在“文協”開展活動的同時，郭沫若主持的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組織進行了各種街頭宣傳和文藝演出、戰地巡回演出，舉辦了各種講演會和戰地文化供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演劇隊的組織和活動。
1938年8月，“第三廳”將各地來武漢的救亡戲劇團體和文藝工作者，以上海的救亡演劇隊為骨幹，組成9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第三廳”改組後，它們合並為10個隊，改稱“抗敵演劇宣傳隊”），一個孩子劇團和電影放映隊，出發去全國各地巡回演出，進行抗日的文藝宣傳。
在整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這支分散在全國各地的文藝隊伍堅持了抗日民主的宣傳。演劇隊的活動持續了11年，足跡遍及全國，在前進過程中，大部分團隊經過國民黨的多次改編、淘汰、摻雜和分化，卻仍然在惡劣的政治環境和極其艱苦的物質條件下，積極演出，毫不倦怠，在抗日戰爭和民主運動中發揮了良好的作用。有的團隊曾經全隊長期遭受國民黨政府的禁閉，還有一些隊員如著名的戲劇工作者、原左翼戲劇家聯盟書記劉保羅等，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1938年10月武漢失陷後，日本侵略者逐漸停止向國民黨統治區的戰略性進攻，將其主要軍事力量轉移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戰場。同時，又加緊對國民黨的政治誘降。“從這時起，國民黨政府開始了它的政策上的變化，將其重點由抗日逐漸轉移到反共反人民。”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域內開始限製與取締各種抗日活動，對一切主張堅決抗日的進步人士，首先和主要的是共產黨人，進行殘酷的迫害和鎮壓，又連續製造大規模的反共高潮，特別是1941年1月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對於國統區抗日的進步的文藝活動，他們采取種種限製和鎮壓的反動措施。為了加緊文化統治而成立的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分布全國。有的抗日文藝團體被強令改組或解散，有的革命文藝工作者被關進集中營（如馮雪峰），甚至慘遭殺害。一度蓬勃興起的國統區抗日文藝活動，受到嚴酷的摧殘。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方針，在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下，一部分文藝工作者（包括少部分演劇隊）陸續轉移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1941年春還有一批轉移到香港等地。留在國統區的大批進步作家，在反動的政治壓迫和艱苦的物質條件下，被迫分散在重慶、桂林、昆明等少數幾個較大的城市，活動受到極大限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