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從武漢失陷到皖南事變這段時期，國統區的文藝運動相對地顯得比較沉寂；戰爭初期曾經出現的抗日文藝運動的新氣象，也在政治壓迫下逐漸消失；一度大量湧現的抗日作品，尤其是戲劇演出活動，明顯地減少，許多作家轉向長篇小說和多幕劇的創作。在內容上，一部分作品中流露出來的彷徨和苦悶的情緒，代替了初期多少存在的樂觀傾向。雖然有的作家又從“入伍”和“下鄉”，退居到大後方比較狹隘的生活圈子裏，但不少進步作家依然在國統區堅持著艱苦的鬥爭。
1940年劇本《霧重慶》的出現，使前一階段由《華威先生》開始的揭露國統區黑暗的進步文學傳統得到了新的發展。長篇小說《淘金記》由於深刻地反映了大後方農村的現實而受到文藝界的重視。
此後，《腐蝕》和《屈原》等作品分別以現實和曆史題材，揭露、抨擊國民黨反人民的法西斯統治，把作家運用文學武器同頑固派的鬥爭推進到更為尖銳的新的階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一些進步作家先後批判了梁實秋等主張的文藝“與抗戰無關”論，張道藩等提出的“不專寫社會的黑暗”論，以及為法西斯特務政治張目的“戰國策派”。
1940年9月軍委會政治部改組後，郭沫若為了抗議政府當局強迫“第三廳”工作人員集體參加國民黨，憤然脫離“第三廳”，於同年11月在重慶另外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工會由郭沫若任主任，陽翰笙任副主任，主要成員有沈鈞儒、茅盾、老舍、翦伯讚、杜國庠、田漢、洪深等。文工會分為國際問題研究、敵情研究、藝術研究（包括戲劇、詩歌、音樂、美術等）3個組開展活動。它是抗日戰爭後期國統區進步文化界的活動中心，直至1945年3月30日被國民黨政府勒令解散。
抗戰前期以上海“孤島”為中心的華東非淪陷區的進步文藝運動也比較活躍。1937年11月上海四周淪陷後，大批文藝工作者去內地、前線或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但是，上海的抗日文藝活動並沒有停止。直到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爆發以前長達4年零1個月的時間裏，留在上海的一批進步作家和愛國的文化工作者，利用英法等國的“租界”這個特殊環境，繼續開展各種公開和隱蔽的抗日文藝活動。這就是人們習慣地稱呼的上海“孤島”時期的文學運動。他們利用戲劇舞台和進步報刊，在敵、偽、頑政治勢力錯綜複雜的情況下，堅持抗日愛國宣傳和對敵鬥爭，發表了一批愛國的進步的文藝作品，出版了《魯迅全集》、《大時代文藝叢書》和每集10本、共出5集的《劇本叢刊》，以及方誌敏、瞿秋白的著譯，翻譯了斯諾介紹延安革命根據地抗日鬥爭的《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他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豢養的漢奸文人，以“奴化教育”和色情內容為特色的“大東亞文學”與“和平文學”，展開了批判（曾發表《文化界反色情文化宣言》）；還大力推動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和動員了一批有愛國心的文藝工作者，包括一部分戲曲工作者和民間藝人等，采取各種靈活的形式，與敵、偽、頑勢力進行鬥爭。在皖南事變之前，上海“孤島”的進步文藝運動曾經相當活躍。
戲劇活動以上海劇藝社為主，各劇團紛起，是當時比較興旺、取得顯著成效的一個方麵。進步的戲劇工作者充分利用戲劇舞台，通過話劇、曆史劇、外國進步戲劇，以及各種改編舊劇和民間戲曲等，宣傳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表現抗擊外敵侵略的民族英雄，起到了振奮人心的教育作用。於伶的《夜上海》、《花濺淚》和曆史劇《大明英烈傳》，阿英《錢杏邨》的曆史劇《明末遺恨》（後更名《碧血花》），李健吾翻譯的《愛與死之搏鬥》（羅曼·羅蘭）等相繼上演，在當時吸引了大批觀眾，發揮了廣泛的政治影響。雜文創作也在“孤島”風行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