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特殊環境裏，雜文是進行對敵鬥爭，揭露與諷刺黑暗現實的有力武器。以發表雜文為主的刊物有《雜文叢刊》、《魯迅風》（並非專登雜文）和幾家報紙的副刊。由《文彙報》出版的六作家雜文合集《邊鼓集》和世界書局出版的七人合集《橫眉集》，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雜文的大量湧現，引起了敵偽方麵的注意。進步文藝界內部對於此時此地雜文的作用也有不同的認識。在巴人（王任叔）與阿英之間曾經引起一場關於“魯迅風”雜文的論爭。在稍後聯合發表的《我們對於“魯迅”雜文問題的意見》裏，統一思想認識，肯定了雜文是對敵鬥爭的有力武器，同時，對漢奸文人的攻擊和歪曲，給予有力的駁斥。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發生後，由於“孤島”的政治環境急劇惡化，大批進步文藝工作者與進步報刊被迫撤離或轉入地下，進步文藝活動呈停頓狀態。
1943年7月，柯靈接編商業性刊物《萬象》，發動留居上海的作家，使他們重新提起筆來。王統照、師陀、徐調孚、樓適夷、傅雷等均為其執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年輕的、後來有較大發展的散文家和小說家。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文藝運動，由於處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環境裏，文藝工作者具有接近工農兵、深入第一線的方便條件，文藝事業受到黨和行政組織的關懷與支持，因此與國統區及“孤島”的文藝運動呈現大不相同的麵貌。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在當時的保安和稍後的延安，已經成立“中國文藝協會”（後改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陝甘寧邊區分會），形成了比較活躍的群眾文藝活動。
盧溝橋事變後，不少文藝工作者陸續從上海等地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與當地的文藝工作者及群眾性的文藝活動結合起來，使邊區與民主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得到蓬勃發展。文藝性刊物紛紛創辦（如《文藝戰線》、《戰地》、《詩建設》、《文藝突擊》、《草葉》、《穀雨》、《文藝月報》等），先後出現了一大批文藝社團。抗日的朗誦詩、牆頭詩、傳單詩以及抗戰歌曲在延安和一些根據地十分流行，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奔赴前線或深入敵後的一部分文藝工作者，寫出了一批真實感人的報告文學作品。毛澤東關於文藝創作的題詞——“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受到了許多文藝工作者的重視。
1939年前後，在西北戰地服務團、延安魯藝、太行山劇團、抗敵劇社、冀中火線劇社等專業團體的幫助指導下，根據地廣大農村的戲劇演出和文藝宣傳極為活躍。以華北的根據地為例：太行區1940年比較鞏固的村劇團就有100多個，而冀中和北嶽的劇團、文藝宣傳隊到1942年“五一”大掃蕩前已達到1000個以上。它們在豐富農村文化生活、鼓舞教育農民群眾方麵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特別是其中有關“五四”以來文化運動和現階段革命文化性質的精辟論述，對全國進步文藝界產生了巨大的指導作用，也給邊區和其他民主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帶來深刻的影響。陝甘寧邊區文協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發表宣言，號召文藝工作者為創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新文化而鬥爭。在專業文藝工作者的輔導下，通過群眾性文藝活動，湧現出一批民間詩人，如山西快板詩人李濟勝，陝北民間詩人孫萬福，他們創作了不少受到群眾歡迎的作品，用群眾比較容易接受的新形式，反映人民大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事抗日鬥爭的新生活，這確實是抗戰前期民主根據地文藝開始呈現的一個新的特色。
在抗日民主根據地這種根本不同於國統區的環境中，文藝工作也開始麵臨一係列新的問題和新的課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能不能與當家作主的人民群眾相結合的問題。正如毛澤東說的，“到了根據地，並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了”；“知識分子要和工人農民結合，要有一個互相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摩擦”，必須經過長期的鍛煉才能解決。盡管“抗戰期間，由於客觀實際的要求與文藝工作者們的熱情，很多人到前方去過，那也可以說成了一種運動。然而那時大家隻有朦朧的為抗戰服務的觀念，缺乏明確地為群眾服務的認識，而且多半都不是真正投筆從戎，不過是到前方去收集材料，回來好寫自己的作品。”此外，也還有少數文藝工作者雖然來到延安，卻從未走到工農兵中間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