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葉詩人的許多詩篇，是對黑暗現實和國民黨反動政策的攻擊與抗爭之歌。在《阿Q答問》中又表示“我死也要說”。這是對國民黨控製思想、扼殺言論自由的回答。陳敬容有《交響集》、《盈盈集》等。她的《抗辯》對隻許閉眼忍受，不許問明是非的法西斯主義提出強烈的抗辯。他們要求的是麵對那汙穢、醜陋的現實。《邏輯病者的春天》、《冬日黃昏橋上》都是寫畸形的城市社會，要“揭露這世界的真麵目”。唐祈有《詩第一冊》，他的《時間與旗》是具有現代派詩風的政治抒情詩，其中也有對上海這“都市的魔怪”的揭露，更有對“在地下引著人們前進”的取火者的歌頌。
杭約赫曾經在延安“魯藝”學習過，他的《神話》、《拓荒》表示對解放區的懷念，把那裏比成“天堂”和“樂園”。他出過《擷星草》等三部詩集，還有一部寫得很有氣勢的政治抒情長詩《複活的土地》。詩中寫了各色人物、各種景象，把上海“冒險家們的樂園”畫成一個“饕餮的”、“荒淫的”海洋，寫出了一個半殖民地都市的末日。在九葉詩人的詩中，人們聽到了20世紀40年代後期中國社會激劇震蕩的濤聲。杭約赫的《噩夢》是對國民黨反動內戰的抗議。
許多詩篇呈獻給李公樸、聞一多和朱自清，其中包含對血腥鎮壓和迫害民主人士的極大憤慨。他們也有一些獨具特色的政治諷刺詩。杜運燮的《追物價的人》，諷刺國統區通貨膨脹現象，也表現了受害群眾的辛酸。袁可嘉的《南京》，用十四行詩來諷刺國民黨政府，別具一格，顯得端莊典雅。
九葉詩人的筆下也出現受壓迫、受侮辱的下層人物、勞動者，如鄭敏的《小漆匠》、《人力車夫》，唐祈的《挖煤工人》、《老妓女》等。但並不重於刻畫人物的麵目，而是借著這些人物形象寫詩人的感覺和態度。小漆匠的純潔無知但含著希望的眼睛，使詩人的心增加痛楚。而從像小野獸般爬行在礦穴、被太陽所摒棄的挖煤工身上，詩人卻看見“地下已經有了火種”。這類詩最能反映九葉詩人在感情上傾向廣大的受壓迫人民。
和“七月”詩派一樣，到了20世紀40年代後期，九葉詩人的詩篇呼喚新中國的誕生。陳敬容在《力的前奏》中表現人們正懷著熱情，在痛苦的掙紮裏守候黎明。杜運燮的《雷》全詩12句，以奔放的聲調喊出了12個“他們來了！”直如陣陣雷聲滾滾而來，標示著人民勝利的步子步步逼近。這一些詩似乎又使人聽到了“五四”時期那“翱翔！翱翔！歡唱！歡唱！”的歡呼聲，不過歡呼的不再是比較空泛的“新鮮”、“華美”、“芬芳”等，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新生的人民中國！
當然，九葉詩人仍有相當數量的詩表達個人的情緒感覺、沉思冥想。但是感情的色彩已經不再是那般感傷、頹喪的了。陳敬容的《從灰塵中望出去》，用哀婉的筆調訴說“脫不盡的枷鎖，唱不完的哀歌”；但突然柳暗花明，從蜷伏在厚重的灰塵下望出去，卻見“一角藍天”，就從這裏射進照亮全詩的光。像她的《珠和覓珠人》，是很容易寫成懷才不遇的牢騷，然而卻表達了熱切等待把生命投入一個新世界的美好願望。鄭敏在她的《寂寞》裏也曾喊出“我是寂寞的”。但詩最終表現出的是詩人為克服寂寞、尋找生命的真義的努力。包括象征派、現代派詩中常常出現的一些命題，如生與死，到鄭敏那裏也有新的理解。《時代與死》中說，如把高貴的心化為黑夜的流光，照亮夜行者的腳步，則光明雖消逝，卻已溶入生者的血液，被載向未來。這樣的“‘死’也就是最高潮的‘生’”。《生的美》以樹木變為煤作譬，說明隻有在地下忍受黑暗與擠壓，讓痛苦深深浸透身體，靈魂才能燃燒，吐出光和力。這些都是在沉思、辨析中悟出的生活哲理，肯定對人們會有啟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