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民歌形式敘人民群眾之事，作為一種創作風氣，必然會影響到抒情詩。以往抒情詩運用得最普遍的是自由體，不可能全用民歌體來代替。因此，在抒情詩領域中，詩人的風格是比較多樣的，還出現一些新的變化。一是在抒情詩中，歌頌的比重大為增加。第二，不少抒情詩也帶有敘事的特色，雖然沒有突出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情節，但往往歌唱的是“事”。第三，學習民歌、改變詩風是明顯的趨向，不論這種變化是否都適合於每一位詩人，但主動地改變自己已成的風格，以便通過學習民歌來促進詩的民族化，使其更接近群眾，這種願望是值得肯定的。詩風變化過程中，難免會有不成熟的東西出現，甚至還會有失敗，但為探索新詩的發展留下經驗教訓，也是有意義的。
本時期解放區最有影響的抒情詩人還是艾青和田間。艾青在1942年發表了《獻給鄉村的詩》、《向世界宣布吧》。後者以飽滿的熱情，歌頌解放區的生活，與《黎明的通知》、《毛澤東》等同屬於一組詩。不久，他便開始進行表現解放區人民生活的嚐試，並且還寫了一些揭露德日法西斯、歌頌抗戰勝利、歌頌翻身農民的詩。田間在這個時期相繼寫了那種短小精悍、形象鮮明、鼓動性很強的短詩。他還寫了不少小敘事詩，往往抓住一些片斷，以小見大地反映人民群眾中的人物。其中5首名將錄，描寫聶榮臻、賀龍等幾位將軍，就是這方麵有代表性的詩作。他還為根據地著名的子弟兵母親戎冠秀寫了長詩，即《戎冠秀》。晉察冀詩人群的其他詩人，也都相繼寫作不少較好的詩。既有保持飽滿政治激情，又十分凝練的街頭詩，也有著意學習民歌、具有清新活潑風格的詩。曼晴的《打野場》描寫大生產運動的波瀾壯闊，
打，
打，
打野場，
打了穀子打高粱；
東風裏簸，
西風裏揚，
簸揚的穀子金樣黃。
像風吹麥浪一般，上下起伏，形成了跌宕，跳蕩的畫麵，既表現了打場勞動的節奏，又表現了勞動者的歡樂愉快的情緒節奏。還有象陳隴的《地雷歌》，已完全和工農群眾創作的民歌、快板一樣明朗、曉暢、生動、活潑了。以工農群眾的口語入詩，對整個新詩創作發生的影響是很大的。此時，即使是自由體的詩，其語言也很少再有那種歐化的洋腔了。
這時創作上較努力的詩人還有嚴辰、魯藜、戈壁舟、肖三、公木等。他們也更多地在抒情詩上下功夫。有的詩人，象郭小川、賀敬之等，雖然這時成就還不突出，卻為建國以後在詩創作上的成功做了準備。但總的說來，1942年以後解放區詩歌中，抒情詩的成就不及敘事詩突出。
解放區的散文及報告文學
在散文領域中，抒情性散文和議論性散文的成就也遠不及敘事性散文。解放區作家曾就寫作雜文的問題發生過爭論。這個問題與“歌頌還是暴露”密切相關。一部分作家曾提倡雜文。
丁玲在《我們需要雜文》中批評了解放區不宜於寫雜文、隻應反映正麵生活的意見，她認為：“即使在進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這裏更需要督促，監視，中國所有的幾千年來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惡習，是不容易鏟除的，而所謂進步的地方，又非從天而降，它與中國的舊社會是相連結著的。”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則僅僅把雜文當作是暴露黑暗的手段，似乎雜文總是與“可怕的黑暗，和使人惡心的惡毒的膿瘡”連在一起。因此，對新的時代環境中如何正確地運用雜文，未能給予正確的解答。羅烽自己創作的《囂張錄》，就常常表現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偏激情緒。
金燦然在《論雜文》一文中，也認為雜文的時代沒有過去，而且當民族鬥爭白熱化、階級鬥爭正微妙曲折地進行著的時候，雜文這形式“正麵對著遼闊的發展前途”。但他認為雜文不應隻是暴露黑暗，也應“貫穿著一種對於光明的禮讚”。所以，要求“雜文的題材、內容、格式、對象等等的隨著時代及環境的不同而有所變易，隻有這樣，雜文才能發展，才能適合於戰鬥的需要”。他還認為不能說諷刺是雜文的靈魂，雜文的靈魂是立場。在文藝整風運動開展以前，前一種主張曾有較大影響，但當時運用雜文暴露解放區的問題、諷刺革命隊伍中的同誌時，確有某些偏差，並未產生思想上、藝術上都有較高質量的作品。到了文藝整風開展以後，一些有錯誤偏向的雜文受到了批評，後一種意見便占了上風。當作家們深入群眾，致力於表現解放區生活的光明麵，要歌頌那“黎明的微光”時，在散文領域裏，雜文便不發達，這就更顯出報告文學的一枝獨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