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勤生說：“這樣辦學，第一年工廠完全貼本，因為學生還不能掌握儀表生產的基本方法，去車間實習尚不能獨立生產成品。第二年工廠就可賺一些錢，這些學生對工廠的規章製度、操作程序都掌握了，也能生產一些儀表，完成一定的生產任務。兩年總算賬，既不虧也不賺。我覺得工廠因地製宜辦學，對三方有利：一是對學生家長有利，兩年讀完技校，拿到的是高中文憑，不僅省了學費書本費，飯錢也有了。二是對學生有利，進技校就是一個候補職工，畢業後馬上就業，專業技術完全對口，無後顧之憂。三是對工廠有利，學了兩年後上崗的職工，素質提高了，創新能力也增加了。我們廠有這樣一批由自己培養、年齡很輕，且有高中文化水平，又懂得並運用初級技術的工人在第一線生產，是生產優質產品，實現科技興廠的重要人才基礎，也是我們廠一支可靠的基本骨幹隊伍。”
常熟江南儀表廠技工學校編印的3本專業教材，不僅為本廠培訓職工所用，而且還成為全國各地6800多家使用儀表生產企業的培訓教材，同時被廣大儀表工人視為自學教材的最佳選擇。這種知識輸出，同樣也起到了變相產品廣告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它要比那些“自報家門”、“自賣自誇”的廣告強得多。由於擁有眾多讀者，購買江南儀表廠產品的用戶也一天天在增加。
與此同時，袁勤生在廠內加強在職職工的技術教育，鼓勵職工自學，參加各類函授，並組織智力競賽。
端掉鐵交椅，自報當幹部
1984年的一個冬日，天寒地凍，北風颼颼。
江南儀表廠小會議室裏卻熱氣騰騰。一個企業管理座談會正在召開。會議由袁勤生主持。與會者競相發言，言辭尖銳而激烈。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要學，但是當幹部不須學，隻要哼哼哈哈的就可以當。你們看，張三一天到晚無所事事，一張報紙一杯茶；李四狗頭上抓抓，羊頭上摸摸，天曉得在幹啥；王五酒後和人簽合同，台下腳踢踢，讓利五千元。所有這些，誰對他們評估？誰敢對他們評估？他們的烏紗帽是用電焊條焊住的……”
這些言語雖然有些偏激，但袁勤生十分欣賞職工們這種質樸直率，他們對問題看得準、談得透。覺得大家把企業的潛在問題端了出來。
這天晚上，袁勤生躺在床上，睡意全無，輾轉反側。董景荷覺察了他的異常，問：“是不是不舒服，生病了？”
袁勤生說：“不是的，我在想工廠裏的事。”
“一天十五六小時泡在廠裏還沒想夠，回來還不睡個安穩覺？快睡吧！”董景荷不無埋怨地嗔怪。
但是袁勤生如何睡得著呢？他覺得，現在的幹部製度弊病很多，無形中培養了企業幹部吃安穩飯、吃大鍋飯、不思進取的惰性。問題出在保險係數多了一點，缺少一點危機感。要增強企業的活力，保持企業的旺盛生機，必須在製度上形成激勵幹部職工奮發向上的內外環境。他想起了《史記？淮陰侯列傳》上記載的“背水一戰”的故事，漢將韓信帶兵去攻趙軍，布置了1萬人背水列陣，與趙軍作戰。漢軍前臨大敵，後無退路，都拚死作戰，結果大敗趙軍。現在，我們的幹部太無約束力了，最好的辦法是為全廠幹部創造一種後無退路的局勢。在董景荷進入夢鄉的時候，一個把競爭機製引入幹部製度的初步方案在袁勤生頭腦中形成了。
時隔不久，經過廠領導班子認真研究後，袁勤生在職工大會上鄭重宣布：江南儀表廠從1985年開始，實行“幹部自報考核選聘製”，每年12月15日到30日為“幹部自報日”。“幹部自報日”開始後，所有中層以上在職幹部一律中止職務，所有幹部和職工均享有自報當幹部的權利。在“幹部自報日”的期限內，申報人需填寫一張《幹部自報申請表》，寫明擬任職務、任職目標和工作措施。
現職幹部到時不報則視為自動棄職，由廠部另行安排工作，當一般職工。“幹部自報日”期限結束後，由廠黨總支、廠行政按照幹部“四化”的要求，對自報對象全麵考察，擇優錄用，由廠部發文任用。不論新任還是原任職務，每年必須履行一次手續，有業績的可連報連任，實行任職目標製。
這是一個逆向而動的大膽創舉，一項前所未有的改革措施。
正像本書“引言”中說的那樣：這個決定一公布，會場裏馬上引起一陣波動，袁勤生進行了詳盡的解釋，並回答了大家的疑問，把全廠職工的心說得熱烘烘的，也把有些幹部說得坐立不安。
一次，上級組織部門一位領導同誌來到江南儀表廠考察，在聽了袁勤生幹部自報考核選聘製的介紹後，用讚賞的口吻說：“勤生，你的這一做法無疑會建立起幹部能上能下的正常交替格局，為德才兼備的各類人才脫穎而出提供了條件。但是，當幹部必須自報，有沒有理論根據？”
袁勤生說：“理論根據沒有，但也可以說有，這就叫做跟共產黨走吧。中國共產黨的《黨章》明文規定，加入中國共產黨必須自己先打申請報告。我是從黨員入黨那裏學來的。執政黨發展黨員要自己申請，執政黨的幹部擔任領導職務更要自己願意，並提出申請，然後再接受組織考察，根據其任職動機和德才標準確定，這和黨管幹部的原則是一致的。問題的關鍵是要自覺自願，人家就算有才能，但不願當幹部，即使你硬要他當，結果才能發揮不出來，你拿誰是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