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勤生說：“我們廠現在幹部是能上能下，上和下都是心情舒暢，沒有精神負擔。新任領導用不著回避，可以理直氣壯地指揮原來的上司，新老幹部之間相互幫助，相互體貼。”
王殊說：“一個出色的領導，一般在群眾都有較高的威信，你能否說說，這種威信是如何在職工群眾中確立的？”
袁勤生說：“這方麵我也隻能談談體會。其實威信是一種影響力，一種潛移默化為眾人樂於接受的影響力。領導者威信的高低，反映其素質的優劣。威信不是靠地位來樹立，地位給人以權力，但是權力不等於威信。威信的樹立，我認為取決於以下三個因素——“一是取信於人的程度。古人用‘信’來樹立威信有許多例子。如商鞅獻策秦孝公，決定變法，為了取信於民，特地立一根三丈高的木棍於南門，然後張榜公布：‘有誰能把它移置至北門，便賞其十兩金子。’起初，眾人沒敢響應。於是再張榜曰：‘誰能移置，賞金五十兩。’終於有一人移開木棍，商鞅立即行賞。商鞅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證實他的話是算數的。企業領導者要在職工中樹立威信，首要的一條，就是說話要講信用，言必行，行必果，不放空炮，不說空話，以信用來贏得職工的信任。取信於人，其實就是要誠實待人，無論對內對外，對上對下，都要以誠相待。對上實事求是不謊報成績；對下真心實意，不欺騙職工；對外信守合同，團結協作；對內一視同仁，論功行賞。自己以身作則，凡要求職工群眾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這是企業領導者的美德，也是企業領導者的力量所在。
“二是事業的成功程度。企業職工一般不是憑你說的，主要看你做的，看你在事業上的成功程度。你工作不僅要兢兢業業，而且要有新招數，不斷取得新成就。那麼，他的威信就在職工中無形地樹立了起來。現在，不少人都有在說‘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有褒有貶。
褒的是說這個新官有幹勁，有魄力；貶的是說這個新官上任後‘三把火’一燒，以後就沒動做了。我認為，新官上任，廣大群眾都在注視你，困難企業的職工期望你去迅速改變麵貌，雪中送炭；業績好的單位也希望你去錦上添花，所以這‘三把火’不妨一燒。我的體會是，第一把‘火’，主要是點燃職工心頭的希望之火，第二把‘火’要點亮事業不斷前進的熊熊之火，第三把‘火’是點起催人奮進的馬尾之火。但燒了以後不能熄火，這樣才能不使群眾失望。我覺得，一個企業領導，既要急功近利，更要深謀遠慮，翻身仗要打，持久戰要勝，不能為了追求近利而使企業削弱後勁，也不能永遠是為了將來而年年無利，絕不能短期行為，要居安思危，年年從零開始，年年燒‘三把火’。當然，事業的成功還取決於領導者本身的計劃能力、組織能力、協調能力、決策能力和外界各方麵的條件。
“三是自身克製感情的程度。有人說，成熟的管理者能在想發脾氣時不發脾氣，在不想發脾氣時發脾氣。這句話看來有些玄，但我認為此話不無道理。這種不以主觀意誌為出發點，而是依據客觀情勢來表現自己的感情和風度，是一種特殊的個性素養。這種素養同人們斥責的口是心非、虛情假意有質的不同。它們之間最根本的區別是：
前者是良好的個人素養與適宜的工作方法的統一，後者是市儈習氣的極端表現。這種能控製自己感情的氣度，我認為就是人們常說的大將風度。具有大將風度者，不計個人恩怨，不計個人得失，以事業為重，以大局為重，以企業整體利益為重，必將在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袁勤生一口氣講了很多，王殊在一邊連連點頭。末了他說：“聽了你袁廠長這席話，我就明白了你為什麼能把這家企業搞得這麼好了。難怪有那麼多人前來參觀學習，難怪有那麼多的單位請你前去講座。一個企業有否活力，關鍵在廠長。要是全國有一半以上的廠長、經理有你說的以上三種素質，那麼，我們國家的經濟麵貌就大不一樣了……”
袁勤生謙虛地說：“王老，你既是革命家，又是外交家，你要給我們好好地指點呀！”
“哪裏，哪裏呀？現在後生可畏，我老了，主要是來學習的，應該多向年輕人學習才是……”
不知不覺，兩人已談了一個多小時了。離別時，袁勤生要王殊留下墨寶，王殊欣然命筆：“一別五十載，家鄉大變樣，黃昏堪欣慰，少年勝老年。”王殊說的少年，顯然是指袁勤生。
如今，王老的這一真跡存於常熟檔案館。
和劉鵬、黃樹賢對話
劉鵬說：“你的‘三個轉變’提得好！”
黃樹賢說：“要有效占領青年文化陣地。”
1987年9月15日和1993年4月11日，袁勤生分別接待了時任共青團江蘇省書記黃樹賢和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鵬，與兩位共青團領導彙報了教育、培養青年職工的做法和體會。
劉鵬當過知青，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工程力學係，後又在重慶大學機械工程係固體力學專業研究生學習。曾擔任四川省重慶市委常委、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團中央常委、書記處書記、常務書記、全國青聯主席，1997年至2002年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後又擔任四川省委副書記。2004年12月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至今，是第十七屆、十八屆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