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人海中相識是一種機遇，從相識到相知，更是一種緣分。我和袁勤生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相識了。
20世紀80年代中期，正是常熟鄉鎮企業蓬勃發展之時，我從常熟機械總廠調入常熟市政府辦公室當工業秘書，和同去的章邁、張嘉成（張嘉成走後，又來了李曉敏）一起，在分管主任胡韜的領導下開展工作，主要是為分管市長芮福明、吳嘉哲服務。我負責鄉鎮企業這一塊，自然和早就“紅”了的鄉鎮企業家袁勤生有相當多的聯係。
其時，被譽為“三駕馬車”的常熟市委書記孟金元、市長高政、常務副市長芮福明，對鄉鎮工業抓得很緊，每年要召開兩次重要會議。一次是春節以後的全市工業係統總結表彰大會，一次是年中的工業企業經驗交流大會。全市工業的工作報告通常是由芮福明做的，這位秘書出身的常務副市長對報告寫作要求很高，必須凸顯“生動”和“實在”。而“生動”離不開觀點新鮮，典型事例獨特；“實在”，需了解基層情況，提出的意見切實可行。會議召開的一個月前，我們幾個小秘書都要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有時由芮福明副市長親自帶著，有時分別跟隨市政府辦公室曹保龍主任、胡韜副主任（後來升為市政府辦公室主任、副市長）、馬石副主任（後來升任為市政府辦公室主任、常熟市地稅局局長），來到幾個先進鄉鎮和先進企業，聽取他們的工作經驗介紹和有關建議。
我們大多是先到其他地方轉一圈，然而再到江南儀表廠。江南儀表廠是每次會議召開之前我們的必到之處。因為袁勤生總有新經驗和新點子，當時他給我的印象是能講，而且講的話我們在寫報告時一般都能派上用場。回來後，我們躲進市委市政府的中巷招待所閉門造車，一周左右連家也不回，吃住在那裏。那時候曹保龍主任有句話至今記憶猶新：“興衝衝上王莊，悲切切寫文章。”這話，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我們寫報告的情景。因為寫報告費盡心機，雖然是2萬左右的文字，卻是絞盡腦汁一個字一個字打磨出來的。寫出來後，總是擔心領導那裏能否通過。
從調查研究撰寫報告到采寫大會交流材料，我每年要去江南儀表廠多次，和袁勤生從一般接觸，發展到相當熟悉。1988年，我在常熟市政府辦公室工作期間寫下了第一部報告文學專集《沃土勁草》（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其中一篇題為《俯衝於改革的熱土上》的中篇作品，寫的就是袁勤生。這一作品較為詳細地介紹了袁勤生請纓到江南儀表廠當廠長，隨即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貫徹“以人為本”
理念，采取獨特的管理方法進行治廠，並取得了顯著成就的生動故事。《沃土勁草》是常熟改革開放後第一部報告文學集，因而受到有關方麵的關注。著名散文家謝大光是這樣評價我這部集子的：“……作者和文章中所寫的對象不僅是采訪者與被采訪的關係，他本人是生活的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因此，他所寫的人物，自有一股可貴的鄉土氣息，並非一般走馬觀花的作家所能達到的。”真像謝大光所說的那樣，我和袁勤生是朋友關係，相互之間有什麼事，隨時都可進行交流，所以對他的情況相當熟悉。
後來，我又寫過一篇中篇報告文學《常熟的中國第一》，發表在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辦的《鍾山》雜誌（1991年第4、6期）上。裏麵介紹了全國最大的民辦專業商場常熟招商場、在全國率先興辦合作農場的元和村、中國第一家去國外辦廠的鄉鎮企業常熟丙綸廠等8個“中國第一”。其中就有新中國第一位撰寫理論專著的農民企業家袁勤生。文章起首就開明宗義：“他叫袁勤生，今年48歲，矮矮的個子，相貌平平，但隻要你一來到他領導的那個花園式工廠，就會覺得此人非同一般，如果你隨手翻閱他所撰寫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小企業管理思考百題》，就會從字裏行間領悟到他不僅是個企業家，而且還是一個才思敏捷的思想家……”
1989年年中的一天，袁勤生把我找去。那時他已住在常熟虞山鎮粉皮街上，他說他準備出書，問我能不能出。我說：“能呀，你應該出書了，你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素材，隻要整理出來進行歸納就是了。
現在我還沒有看到一本由企業家寫的企業管理方麵的書，你出版專著，說不定是開全國鄉鎮企業家之先河呢！”
他說他有8盤錄音磁帶，都是去各地講課時錄下的，每次講課都在兩小時左右。但要出一部書，這8盤錄音磁帶是遠遠不夠的，需要我的幫助。我答應他在文字整理方麵幫忙。其時我在常熟市文聯工作，找來了《常熟日報》副刊編輯俞小紅。我倆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把磁帶上的錄音整理成文字，並和袁勤生一起商量有關標題。當然，袁勤生的工作是主要的，在8盤講課磁帶文字的基礎上，按照係統性的要求，又增加了不少內容。後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編輯龔維才出了不少力，使其從出版書籍的專業角度更趨係統性和合理性。這本書，就是震動經濟界、理論界的《中小企業管理思考百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