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電影文學來說，“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十年之久僅僅拍攝了不到30部故事片。主觀臆造、歪曲生活、公式化概念化的現象非常嚴重。這種現象不僅表現在創作上，也表現在改編上。《第二個春天》、《豔陽天》、《激戰無名川》、《火紅的年代》都是根據同名的話劇或小說改編的。這些改編的電影文學作品，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把原作中好的東西給改掉了，使之失去了描寫生活的真實性與深刻性。
比較好的電影文學作品有《創業》（集體創作，張天民執筆）、《海霞》（黎汝清原著，謝鐵驪改編）和《閃閃的紅星》（李心田原著，集體改編，王願堅、陸柱國執筆）。《創業》以激情澎湃的藝術描寫，塑造了石油工人和他們的領導幹部的生動感人的英雄形象，歌頌了我國石油戰線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海霞》反映的是沿海前線女民兵的成長道路，展現了其保家衛國的戰鬥英姿。這兩部作品搬上銀幕以後，受到觀眾的歡迎，但由於它們的拍攝和上映都得到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的關懷，在藝術上又觸犯了“四人幫”的一些禁忌，因而遭到瘋狂的圍剿。《閃閃的紅星》真實感人地描寫了紅軍時代一個少年兒童的生活命運和成長道路。此外，反映解放戰爭時期糧食戰線鬥爭的《難忘的戰鬥》，也是一部基本上沒受“四人幫”創作“理論”影響的較好影片。
電影《創業》，以大慶石油會戰為題材，真實而生動地展示了中國工人階級在黨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針的指引下，以無比的革命英雄氣概進行艱苦創業的生活畫麵。劇本以昂揚的基調，濃重的色彩，豪放的筆觸，強烈的節奏，熱情地歌頌了中國人民在嚴峻的考驗中迸發出來的發憤圖強的時代精神。
劇本的作者張天民，河北省涿縣人。他解放初開始創作，1954年後一直任電影編劇，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有《鴻雁》、《路考》等。
《創業》的突出成就，在於它成功地塑造了周挺杉和華程這兩個英雄形象。
周挺杉是作者遵循革命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所塑造的鐵人式的石油工人的英雄形象。為了揭示英雄性格形成的思想基礎，作品橫跨新舊兩個時代，描繪他從自發反抗到自覺戰鬥的成長過程。解放前，周挺杉是國民黨油礦裏的奴隸，殘酷的階級壓迫使他心頭燃燒著複仇的怒火；解放後，周挺杉做了主人，強烈幸福感使他煥發出建設祖國的熱情。
周挺杉帶有“火辣辣”的思想性格。迎接解放時，周挺杉麵對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詛咒，他奮起反擊；60年代初，在我國經濟建設麵臨困難時，他豪邁地說：“一個國家要有民氣，一個隊伍要有士氣，一個人要有誌氣！”周挺杉的性格，既有雷厲風行的一麵，也有深沉、細密的一麵。他對秦發憤忍著傷痛跪在鋼板上擦機器的行動，看在眼裏，熱在心頭；在給養短缺的困難時刻，他自己吃土豆，把一個個窩頭暗中放進戰友的飯盒；夜深人靜，他挑燈給戰友縫補衣衫……這些細膩的描寫表現了他對同誌的關懷、愛護，使周挺杉這個人物形象顯得更加飽滿。
作者塑造周挺杉的形象，既從大處落筆，通過驚心動魄的場麵描寫展示他的英雄行為和優秀品質；又從小處著墨，通過典型細節表現他的英雄性格和心理。比如，用蹾碎一個茶杯、“搶”走一本《列寧選集》等動作，以及在情節發展的關鍵處，多次用“一雙憤怒的眼睛”的特寫，渲染人物的情緒，揭示人物的心理。這些恰到好處的藝術處理，給讀者和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華程是作者塑造的另一個藝術形象。他經曆過解放戰爭的洗禮，在進入新中國的工業建設以後，他把黨的優良傳統、革命戰爭中形成的戰鬥作風，都帶到新的工作中來。他既善於做細致的思想工作，把黨的思想化為群眾的行動，又具有無產階級企業家的膽識，雷厲風行地率領群眾衝鋒陷陣。華程代表了戰鬥在工業戰線上的黨的工作者，他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大公無私，對群眾平易近人。
華程這個成功的藝術形象的出現，從政治上看，當時正是“四人幫”炮製“老幹部等於民主派，民主派等於走資派”的謬說甚囂塵上之時，《創業》卻敢於通過華程的形象謳歌革命的老幹部，實在是大快人心。從藝術上看，作者沒有按照當時風靡文壇的“三突出”模式去處理華程和周挺杉的關係。在劇中，華程不是周挺杉的陪襯，而是引路人——一位良師益友。《創業》的這種藝術構思，對“四人幫”的“三突出”無疑是一個反叛。
《創業》的精彩的場麵描寫，增加了作品的藝術魅力。與叛徒馮超的較量，是貫串全劇的主要矛盾衝突。劇本著重描寫了四場。“裕明別墅”預言著勝利的序幕，它和“我們這裏是一片光明”的尾聲相照應，有力地烘托了劇本的主題。“牛棚會議”、“庫房會議”和“黨委擴大會議”這些會議場麵，處理得不沉悶、不呆滯。特別是“庫房會議”一場戲，作者運用對比反襯的手法，通過比較敵我雙方不同的動作表現，構成情節的大起大落，顯得很有戲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