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時代和作者認識的局限，劇本還存在著不甚合理的描寫，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品的真實性。此外個別細節描寫也欠妥當，如數九隆冬之季，讓工人在篝火旁夜讀“兩論”。
《閃閃紅星》是王願堅、陸柱國根據李心田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文學劇本。作者以昂揚激越的格調，著力塑造了少年英雄潘冬子的形象。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潘冬子的父親隨紅軍遠征，母親壯烈犧牲，在革命長輩的愛撫下，他在艱苦的遊擊戰爭中受到磨煉並茁壯成長。劇本對於“他”的英雄性格的形成作了深刻的揭示：胡漢三打在他身上的鞭痕，白狗子射在父親身上的子彈，奪去母親生命的罪惡的火焰，在他幼小的心靈裏播下了仇恨的種子；斬斷吊綁他的繩索的紅軍砍刀，吳大叔細針密線為他縫製的棉衣，人民群眾冒著千難萬險獻給遊擊隊的鹽，又讓他感受到黨的慈愛。正是在這種恨與愛兩種感情的交織中，他“順著革命的路子走，按著革命的需要長”，最後英姿勃勃地走入紅軍的行列。
《閃閃的紅星》在塑造潘冬子的形象時，較好地處理了人物之間的關係。作為次要人物的革命長輩，則是教育者。劇本以潘冬子為中心，同時通過對次要人物的描寫來突出潘冬子的形象，這樣的處理符合生活的本來麵貌，使潘冬子既可愛又可信。
濃鬱的抒情性是《閃閃的紅星》的一個顯著的藝術特色。隨著劇情的發展，一組組無言的畫麵構成深遠的意境。如：秋高氣爽，雄鷹展翅，冬子走上新的征程；湍急的山溪，冬子磨刀霍霍；茂源米店，冬子劈柴鏗鏗……劇本還以閃閃的紅星這個富於象征性的道具作為連綴情節的紐帶：從小冬子在解救他的紅軍戰士軍帽上看到紅星，到父親臨別贈紅星、母子長夜盼天明看紅星、冬子激流勇進手捧紅星走上新征程，再到紅星綴在他的軍帽上，象征著黨的光芒始終照耀著冬子生命的途程。作者對於紅星的反複渲染，有力地烘托了劇本的主題。
對於《閃閃的紅星》的改編，總的來說是成功的。但是，在塑造英雄人物要“高、大、全”的錯誤理論影響下，潘冬子形象的塑造明顯的帶有“成人化”的毛病。如母親就義時，潘冬子對群眾的勸阻。特別是在戲劇高潮中，為了表現英雄性格的形成，輕而易舉地讓冬子劈死胡漢三。這樣的描寫顯得過於理想化不真實。
湘劇高腔《園丁之歌》由長沙市湘劇團改編。全劇圍繞著怎樣對待不願學習文化課的學生陶利，在兩個小學教師俞英和方覺之間展開戲劇衝突，讚頌了人民教師光榮的勞動。
這出戲產生在“四人幫”橫行的年代，很有現實針對性。首先，它響亮地提出了“沒文化怎能把革命的重擔來承擔”這個尖銳的問題。當時“四人幫”正大肆鼓吹“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貴族”的觀點。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誰提倡智育，誰就被扣上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帽子，致使我國教育事業遭到災難性的大破壞。《園丁之歌》通過俞英之口說出了智育對培養青年一代的重要意義，無疑是對“四人幫”否定文化、否定智育的罪惡行徑的有力批判。
其次，它掙脫了“四人幫”強加到教育戰線的“兩個估計”的精神枷鎖。在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的年代，知識分子在文學作品裏多是反麵形象，較好一點的待遇也不過是“再教育”的對象。而《園丁之歌》不僅讓知識分子作為正麵主人公，而且把人民教師讚譽為培育祖國下一代的辛勤“園丁”。在“四人幫”橫行的年代，作品敢於堅持真理，不隨波逐流，實在難能可貴。
《園丁之歌》的藝術構思比較精巧。全劇以玩具火車為引線展開矛盾衝突和揭示人物精神麵貌：陶利拆掉算盤把珠子拿來作火車車輪，方覺用沒收玩具火車的辦法教育陶利，俞英則能以玩具火車為契機，因勢利導，幫助陶利正確認識和處理理想與文化知識的關係。這種精巧的構思給劇本帶來了情節緊湊、思想明快的特點。此外，方覺拽掉陶利的紐扣，俞英又給他縫上等細節描寫，形象地表現了兩種教育方法產生的不同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