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風格和意識形態
在80年代，“文學自覺”曾是激動人心的口號，作家們有著相當強烈的民族關切，他們敢於承擔曆史責任，麵臨具體境遇中的“曆史”提問。這種對於曆史責任的承擔有意地體現在他們的作品中。
作家的意識形態、生活體驗以及選取的作品題材，影響了80年代文學的內部結構和美感基調。在相當多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種沉重、緊張的基調。在不同階段，或不同的作家那裏，這種“基調”呈現多種多樣的表現方式。從情感“色調”而言，一方麵需通過敘述悲劇性事件，來釋放，宣泄長期被壓抑的情緒；另一方麵又需要對很多社會、人生問題進行探討，某些思想觀念也需要重新認識。
80年代的社會政治、人生問題，個體與群體，生命與文化，時間與空間，現實與曆史，傳統與革新，東方與西方等問題，都要求在文學作品創作中予以詮釋和討論。在“文體”和“結構”上，則呈現出較大的密度，敘述語調顯得緊張急迫，而作品中又常充斥著眾多的意象、隱喻、象征和寓言，以此來承擔過重過多的“意義”和“問題”。正因為如此，在80年代，能夠以較為寬鬆的筆調與風格來寫作的作家很少。這種相當普遍的“美感”基調，是當時社會環境下中國普遍性象征思維和審美風尚的延伸。
探索、創新，突破、超越等詞在80年代的文學批評界使用頻率很高，體現了當時文藝界的普遍的強烈意識。開放的環境提供的東西方文學比較，使作家意識到中國當代文學不盡如人意的狀況，而產生了普遍、持久的“走向世界”的願望，期望在不長的時間裏，出現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藝術獨創性的作品。不同知識背景和不同年齡段的作家，都努力從各個方麵，去獲取創造力，追求“從題材內容到表現手段，從文藝觀念到研究方法”的全方位探索。
不同的文化觀念和思想上的文學探索，表現為多樣的情形：發掘以前曾被禁止、或很少涉獵的題材（愛情，性，瑣屑的生活，私人性的經驗……）；創造在道德判斷上曖昧含糊的人物；嚐試某種美學風格，運用前衛的藝術方法（意識流，開放性結構，多層視角，紀實與虛構的互相滲透）等等。其間，最為重要的探索表現在“哲學”、世界觀上麵。這包括對文學的“本質”、對文學與現實世界的關係的理解。這種對文學的思想性及表現手法的探索在文學的思想藝術形態上得到體現。創新的強烈願望，既是文學界充滿活力的證明，但也是浮躁心態的流露。不少作家意識到長久的文化封閉給作家們吸取人類文化成果帶來的巨大壓力，是普遍性焦躁情緒產生的主要原因。
80年代文學的“潮流化”的傾向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重要特征之一。人們通常會采用組織“運動”、掀起“潮流”的方法，來提出其主張、表達其思想傾向，並加速其實現。批評家歸納作家寫作的某些類同點，給予突出和命名，也會使作家產生對“潮流”的趨近或依附的心理。這種傾向，在創作上，會表現為作品在取材、主題、方法等的趨近和雷同。
從總體上說，80年代的文學是當代文學的複蘇，在十年“文革”中遭遇打擊的作家們恢複了創作熱情，以各種藝術表現形式和方法表現了我國在進入現代化建設時期以後，在思想領域出現的各種傾向。80年代的文學，標誌著中國當代文學進入了生機勃勃、百花齊放的新時期。
80年代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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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學創作，文學界以“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等概念來指稱。這樣描述，一方麵反映了當時創作的實際狀況。另一方麵這種描述又同時參與了對文學走向與秩序的製約。
80年代初，人們並沒有完全從“文革”中的傷痛中恢複過來，因而，關於“文革”的回憶也成為了作家思考、表達的焦點。作家作為事件的親曆者，對“文革”題材的寫作，又可以看作是親曆者對曆史的“證言”。
“傷痕文學”的出現，直接起因於揭露“文革”災難，描述知青、知識分子、受迫害的官員在“文革”中的悲劇性遭遇作品的大量出現。較早在讀者中引起反響的，是北京作家劉心武的《班主任》。當時的評論界認為作品的主要價值，是反映了“文革”時期青少年受到傷害的心理變化過程。接著，《文彙報》刊出的《傷痕》（盧新華），也在反映人們思想受到傷害及呼籲社會救治的意義上，得到當時人們的首肯。“傷痕文學”即由《傷痕》而提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