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1979年後寫作的小說，有一部分表現了80年代中國社會經濟變革，如長篇《男人的風格》，中篇《龍種》、《河的子孫》，另一部分則以自身近20年“苦難生活”的經曆為素材寫成的《土牢情話》、《邢老漢和狗的故事》、《靈與肉》、《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長篇《習慣死亡》，和出版於90年代的另一部長篇《我的菩提樹》（又名《煩惱就是智慧》等。後一部分作品更為評論界所注意，被看作是他的代表性作品。他這些小說，曾在不同時間，在不同的問題上，引起激烈爭議。這些爭論，涉及《靈與肉》、《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長篇《早安，朋友》。這使張賢亮在80年代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在他的自敘性小說中，一再出現的主要人物，是被流放、勞改的右派，一個被社會所遺棄的“讀書人”。人物在西北貧瘠的荒漠地區經受的饑餓、性的饑渴和精神的困頓細致地展示了知識分子的受難情景和心理矛盾。這裏，還為人物提供了肉體和精神的救贖者——潑辣、能幹而又癡情的女性。這些女性堅韌的生命力和靈魂的美，撫慰了主人公瀕於崩潰的精神，成為他超越苦難的力量。因此，這些小說往往會編織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這些小說對主人公的刻畫，無意中顯現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潛在意識中那種憑借知識以求聞達的根深蒂固的欲望。這使得有的小說的情節和意識，暗合了中國古典戲曲、小說的“落難公子”的模式。在長篇《習慣死亡》中，“讀書人”的苦難經曆已成為他無法擺脫的夢魘。寫於1993年的長篇《我的菩提樹》，通過日記和對日記的注釋，紀實地展示勞改生活的可怕內幕。在80年代以來的創作生涯中，那段苦難生活記憶，成為作者再也無法走出的題材的“牢籠”。
高曉聲也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家。“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1984年成為高曉聲小說創作的旺盛時期，每一年都有一本小說集出版。此後，作品漸少。在80年代初，高曉聲小說以表現當代農民的命運著稱，《李順大造屋》、《“漏鬥戶”主》、《陳奐生上城》等，是當時較有影響的作品。人物的生活道路與各個時期的社會政治事件、政策的關聯，是作品的基本結構。在這些作品中，引人注目的是對農民文化矛盾心理的揭示。在曆史變遷時期，作為一個“文化群體”的農民的行為、心理和思維方式的特征：他們的勤勞、堅韌中同時存在著逆來順受和隱忍的惰性，以及對於執政黨和“新社會”的熱愛所蘊含的麻木、愚昧的順從等等。在探索當代農民悲劇命運的根源上，作品提出了農民自身責任的問題。高曉聲的另一類短篇，如《錢包》、《魚鉤》、《繩子》、《飛磨》等，以簡單、富於民間色彩的故事，來寓意某種生活哲理。高曉聲小說的語言平實質樸，敘述從容、清晰，善於在敘述中提煉有表現力的細節，來刻畫人物的心理特征。他的幽默，常以不經意的敘述方式傳達出來，對農民的嘲諷中包含著濃鬱的溫情，有一種將心比心的諒解。
劉心武因在1977年以後發表《班主任》、《愛情的位置》、《醒來吧，弟弟》等短篇，提出“文革”在青少年心靈上留下的“後遺症”問題，而聲名大噪。《班主任》和《傷痕》，通常被看作是“新時期文學”開端的標誌。
在80年代，劉心武以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和人道主義的立場，來關注普通人的生活狀況和處境。80年代後期，以“紀實小說”的形式，發表的《5·19長鏡頭》、《王府井萬花筒》、《公共汽車詠歎調》，寫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和文化狀態。80年代的創作，都明確地在作品中提出一個社會問題，並呼籲一種社會解決方式。劉心武用寬廣的視角描述了具有特定的風情、習俗、世態的北京市民社會的圖景，這些都體現在《如意》、《立體交叉橋》，和長篇《鍾鼓樓》、《四牌樓》、《風過耳》中。因此，這些小說，被稱為“京味都市小說”。進入90年代，劉心武提出“大眾文學精致化，精致文學大眾化”的構想，為了溝通兩者，寫出了通俗小說《一窗燈火》。同時，他在文化討論中所表達的觀點和他的寫作實踐本身，顯示了一部分80年代作家的市民化趨向。不過，正如作家自己所表述的，這種“市民化”有一定的限度。這裏反映了作家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對自身位置的某種“設計”：即以主流身份去表現和引領大眾，以大眾的心態闡釋和認同轉型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