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說藝術的探索上，一些作家受到諸如福克納、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啟發，把對於生活情景、細節的真實描述，與象征、寓言的因素加以結合。在一些作品中變換敘述方式，以“現在時”和“過去現在時”的敘述來處理曆史，在敘述者和故事人物，敘述時間和故事時間上構成複雜關係，以此來強化敘述的意識。采用以現代意識，來審察中國傳統小說並作為主要借鑒的藝術方法，也成為一種潮流。這種藝術方法，首先表現為小說整體情調、氣氛的營造的重現。其次，在小說語言上，或者向著平淡、節製、簡潔的方向傾移，或者直接融進文言詞彙、句式，以加強所要創造的生活情景和人物心理的描繪。另外，小說的章法、結構、敘述方式，都可以看到向古代小說取法的情況。汪曾祺、賈平凹、阿城等，都曾廣泛運用過這樣的藝術手段。
百姓生活小說
在80年代，小說觀念、小說創作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小說創作的“農業題材”、“工業題材”等概念逐漸被廢棄不用，“市井小說”、“都市小說”、“鄉土小說”、“鄉情小說”等反映普通群眾實際生活的小說替代了這些反映一個特定時期的小說。列入“市井”和“都市”一類的創作，有鄧友梅、陸文夫、馮驥才、劉心武的一些作品，而歸入“鄉土”、“鄉情”一類的，則是高曉聲、汪曾祺、劉紹棠、古華、張一弓、路遙、陳忠實、賈平凹、張偉、矯健等幾乎所有寫鄉村生活的作家。因為反映不同的地域特色，作家的類型被劃分為“京味小說”、“津門文化小說”、“齊魯鄉土作家”等名目，或從文化格局的中心與邊緣關係上，作出了“湘軍崛起”、“陝軍東征”的描述。
鄧友梅因1956年的描寫青年人婚外戀情的短篇《在懸崖上》而引起爭論。“文革”後的小說，主要分為“寫北京的和寫京外的”。京外小說有《我們的軍長》、《追趕隊伍的女兵們》、《涼山月》、《別了，瀨戶內海》。引起文學界注意的則是北京小說：即《話說陶然亭》、《尋找畫兒韓》、《那五》、《煙壺》、《索七的後人》、《“四海居”軟話》等。其中，分別塑造不同性格、走著相異生活道路的八旗子弟形象的《那五》和《煙壺》，是他這類小說的代表作。這些作品的主人公（皇族後裔、八旗子弟、工匠藝人、落魄文人），大多聯係著傳統文化的某些方麵，同時又在19世紀末期以來急劇變動中，與社會大潮發生激烈衝突，而處於社會的邊緣。在人物命運的敘述中，穿插各種風俗民情、儀式禮節、典章文物的細致描寫。在他的小說中，社會風俗的描寫，是人物命運的組成部分，並成為推動情節和人物發展的內在動力。鄧友梅以溫和的態度處理人物之間的矛盾衝突，避免過分和外顯，這使各種衝突的因素得到平衡的控製。但“平和”也會走向“平淡”，人物命運悲劇色彩受到削弱，影響了麵對曆史和現實時的體驗深度。鄧友梅運用經過提煉的地道的京白作為小說的語言，在敘述上，能做到從容卻不拖遝呆滯。
馮驥才“文革”後一段時間的小說，主要寫與“文革”有關的題材。影響較大的中短篇有《雕花煙鬥》、《鋪花的歧路》、《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感謝生活》等。他在寫殘酷曆史和非人遭遇時，常表現人與人之間的溫情，以作為苦難生活的寄托。1984年的中篇小說《神鞭》主要寫清末民初天津的“閑雜人和稀奇事”，寫出了“地道的天津味”。因此，評論家稱這些小說為“津味小說”。除《神鞭》外，還有中篇《三寸金蓮》、《陰陽八卦》、《炮打雙燈》和係列短篇《市井人物》。它們中的相當部分，取材於那些“文化遺跡”：男人的辮子，女人的纏足和道家的陰陽八卦等。在他的小說中，人物的命運、生活方式和這些“文化”現象有密切關聯，甚至人物就是某種“文化”的化身。小說體裁常采用章回體，並以天津方言、俗語作為小說語言的主體。在描述這些“文化遺跡”時，作者表示是在“沿著魯迅先生對民族劣根性批評的路走”，同時，企望以曆史的眼光來廓清複雜、醜陋現象產生的根源。其中，《三寸金蓮》是一部存在較多爭議的中篇。作品試圖揭示女性纏腳這一陋習產生的曆史文化的依據，探索在特定的曆史語境中，這一醜惡現象最本質的根源。馮驥才在寫作這些“怪世奇談”的小說時，會考慮加強娛樂性的傳奇因素。他不願放棄嚴肅的思想批判深度，不過這種批判又相當有限。
賈平凹因在1983年以後陸續發表的有關陝西商州地區農民生活變遷的小說引起了文學界的注意。這些作品是被稱為“商州係列”的《小月前本》《雞窩窪人家》、《臘月正月》、《遠山野情》、《天狗》、《黑氏》、《古堡》、《火紙》和長篇《商州》《浮躁》。作者說，“欲以商州這塊地方，來體驗、研究、分析、解剖中國農村的曆史發展、社會變革、生活變化”。小說中，以陝南山區農民生活為背景，通過對自然和人文景觀的描寫，展現了80年代中國農村進行的經濟改革，農村發生的劇烈變動，以及在改革過程中不同價值觀的選擇和相互“較量”，這是這些小說持續開掘的主題。小說重點描寫了社會轉折期出現的“悲劇人物”，在經濟改革發生以後，他們原先的社會地位和在世人麵前所樹立的形象發生動搖，陷入恐懼，但他們仍堅持原有的生活準則，想挽救將要失去的東西。作者描寫了他們必然“被剝奪”的命運，但也給予了深切的同情。因此，也使他這部分小說難以擺脫視域上的單一性，故事不免重複。90年代初開始，賈平更重視作家的人生體驗，抵拒了宏大單一的主題的誘惑。這一思想變化，體現在他的有極大爭議的長篇《廢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