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寫實小說”的提出，既是對一種寫作傾向的概括，也是評論家和文學雜誌操作形成的文學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對於“新寫實”概念的內涵，和被列入的作品的特征，會存在不同的描述。盡管“新寫實”的存在與評論和文學雜誌的活動密切相關，但是，作為一種獨特的創作現象，卻不可否認。“新寫實小說”與當時的寫實小說強調典型化和表現曆史本質的主張有異的是，更重視采用客觀的敘述方式，注重寫普通人（“小人物”）的日常瑣碎生活，以及在這種生活中的煩惱、欲望，表現他們生存的艱難，個人的孤獨、無助。作品中較難看到對人的議論或直接的情感評價，這透露了“新寫實”的寫作企圖：不作主觀預設地呈現生活原始狀貌。“新寫實”作家的現實觀和寫作態度，使他們的創作切入過去“寫實”小說的“盲區”，但也會產生對現實把握的片斷化和零散化。
80年代的詩
“文革”後的詩
“文革”後，許多詩人都自覺負起了詩歌“重建”的責任。但是，詩歌麵臨著很多問題，不僅詩的理論和寫作需要檢討，而且還要麵對“新詩”從誕生起就存在的難題——持有各種尺度的各種人對新詩的對立的評價，自新詩誕生起就綿延不斷。因此，“詩歌危機”70年代末又再次出現。在這期間，“危機”的提出以及由此引發的爭論持續不斷。不過，文學界對於當時的詩歌創作，大體上持肯定的態度。
和後來詩在文學中的“邊緣化”位置不同，80年代前期，詩的狀況受到普遍關注。這一方麵是由於詩和戲劇、小說一樣，在當時承擔了表達社會情緒的主要職能。像《一月的哀思》（李瑛）、《在浪尖上》（艾青）、《陽光，誰也不能壟斷》（白樺）、《小草在歌唱》（雷抒雁）、《不滿》（駱耕野）、《現代化和我們自己》（張學夢）、《將軍，不能那樣做》（葉文福）、《請舉起森林般的手，製止！》（熊召政）等，是體現了一種詩歌對社會情緒的抒發，在讀者中曾產生熱烈反響。詩在當時受到廣泛注意的另一方麵原因，則是詩創作的創新精神在文學的諸樣式中，處在了引領潮流的前沿位置，並在此後的一段時間，持續表現了探索的“先鋒”勢頭。詩受到關注的這兩方麵因素，顯然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在後來進一步擴大，構成不同的評價體係，並導致了詩界的進一步分化。
“文革”後的詩歌，主要由兩個詩人“群體”創作。一個是被稱為“複出的詩人”的群體。他們的寫作，在開始的階段，在主題和情感基調上有很多相同點。由於多方麵的原因，80年代中期以後，這一群體的詩人中，繼續保持創作活力和創新精神的已不是很多。另一群體，則是青年詩人。“青年詩人”由於在當時所表現的，有別於其他群體的主題和藝術革新趨向，也被作為“群體”來看待。但事實上，這個“群體”的構成，遠較“複出詩人”為脆弱。他們之間的詩歌觀念和藝術方法上的分野，很快就被認識到。
80年代，詩歌環境有了許多改善。尤其是在詩歌“資源”方麵。“五四”以來的新詩也受到了重新審視，“現代主義”流派被發掘和給予了積極意義上的闡釋。除了李金發等的初期象征派、戴望舒的“現代派”等之外，在80年代還有“七月派”和“九葉派”。前者在批判現實的詩歌精神上受到更多關注，而後者則在人的經驗、心理的藝術開拓上，提供了值得重視的啟示。“九葉”詩派（或“中國詩歌派”）雖說在40年代後期確已形成雛形，不過，作為一個詩歌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80年代詩人和史家的創造；連“九葉”的名字，都是後加的。也就在這個時候，海峽對岸台灣50年代以來的詩歌理論和實踐，得到了較充分的介紹。當然，外國詩論和詩歌創作的大量譯介，更加促進了詩歌的發展。可以看出在80年代的詩歌發展過程中，外來影響和大陸的“現代主義”詩歌流派，被放在顯要的位置上，成為激活詩創造的重要推動力。因而，詩的創作，在一段時間裏，相當程度地建立在對外來詩歌思潮和重要詩人借鑒的基礎上。不過，在後來的詩歌創作中，中國詩歌美學傳統也開始受到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