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文學刊物大量增加，專門的詩刊、詩報，比起五六十年代來，也有了增加。在理論上說，增加了詩發表的機會，但事實上，詩的發表、出版，卻是個難題，特別是在文學的商品化潮流的趨勢中，詩的地位更受到削弱。這應該是個可以預料的趨向。在一個消費性社會中，詩的發表與出版大都已無利可圖，而靠寫詩以獲取聲名和豐厚利益的可能也很微小。不過，仍有不少執著者，特別是青年人，不計得失地鍾情於它。在詩的發表、詩集的出版普遍困難的情況下，詩人之間的“小團體”的交流方式，以及自印詩集、詩刊的發表方式，80年代以來，一直延續。
“歸來”詩歌
1980年，艾青把他的一本詩集定名為《歸來的歌》，與此同時，流沙河、梁南也寫了題為《歸來》和《歸來的時刻》的詩。“歸來”，在這個期間，是一種詩人現象，也是一個普遍性的詩歌主題。這裏稱為“歸來”（或“複出”）的詩人的，主要有這樣幾部分：50年代被錯劃為“右派”的右派詩人，如艾青、公木、呂劍、蘇金傘、公劉、白樺、邵燕祥、流沙河、昌耀、周良沛、孫靜軒、高平、胡昭、梁南、林希等；在1955年“胡風集團”事件中罹難者，如牛漢、綠原、曾卓、冀訪、魯藜、彭燕郊、羅洛、胡征等；因與政治有關的藝術觀念，在50年代陸續從詩界“消失”的詩人，如辛笛、陳敬容、鄭敏、唐提、唐祈、杜運燮、穆旦、蔡其矯等。
上述詩人在時隔20年後的70年代末“歸來”時，在一段時間裏，紛紛把生活道路的挫折、磨難所獲得的體驗，投射在他們的詩作中。由於長時間沉落在社會底層，這就加深了對於曆史、人生的體驗的深度，也使他們多少與六七十年代的詩風形成了一定距離。他們這個時期的創作，把他們所認為的曆史“斷裂”和“承續”，融入個人的生命形態中，並且試圖重續他們曾被阻斷的社會理想、美學理想和詩歌方式。
1978年4月30日，艾青在《文彙報》（上海）發表他“複出”後的第一首詩《紅旗》，由於他在詩歌界的“旗幟”的影響，這被看成是詩歌“複活”的具有象征意義的事件。
80年代，艾青出版的詩集有《歸來的歌》，《彩色的詩》，《雪蓮》等。比起50年代前期，他的創作取得顯著進展。個人體驗和情感表達的外部障礙有所破除，藝術方法的選擇也有了較為開闊的空間。他的詩，表現了一種飽經憂患而洞察世情人生的深沉，情感的表達為哲思所充實，語言、句式也趨於簡潔凝煉。這個時期的不少短詩，如《魚化石》，《失去的歲月》，《關於眼睛》，《盆景》，《互相被發現》等，都有著平易、質樸的詩歌方式，從中透露了對坎坷的人生經曆的感悟，有一種豁達，但也有沉痛。不過，艾青顯然不滿足於主要寫個人的經曆。和一些“複出”的詩人不同，他絕少直接表現個人20年間的狀況和純屬有關個人遭遇的情感。就這一點而言，他的詩並不完全切合歸來者詩歌普遍存在的“自白”的特征。他更傾向於概括一個激蕩的時代，對曆史給予評說，三四十年代的《向太陽》、《火把》、《時代》和發表於1957年的長詩《在智利海呷上》等，都表現了他寫作概括時代的“大詩”的宏願。《在浪尖上》、《光的讚歌》、《古羅馬的大鬥技場》、《麵向海洋》、《四海之內皆兄弟》等長詩，從縱深的曆史時間和開闊的空間範圍上，來把握民族、以至人類的曆史過程，提出由生命過程所感悟的曆史哲學。其中的《光的讚歌》、《古羅馬的大鬥技場》，發表後也獲得極高的讚譽。但由於作者自身的問題，他的創作理想並沒有實現。
公劉在成為“右派分子”之後，他的經曆和家庭接連發生的變故，使他“歸來”後的詩，離開了50年代的清新明快，成了火一樣的激情的噴發。《為靈魂辯護》、《竹問》、《寄冥》、《哦，大森林》、《刑場》、《讀羅中立的油畫〈父親〉》《關於〈摩西十戒〉》、《解剖》、《乾陵秋風歌》等，都能直麵嚴峻的現實和曆史問題，直接在詩中表達他對現代迷信的造神運動、民主與法製、詩與政治等社會問題的思考。在詩中進行社會批判，是這個階段的詩歌潮流。而公劉的討論和批判，由於建立在對自己的靈魂觀照反省的基礎上，使詩更加坦誠和感人。他的寫作真誠地實踐了他一再申明的詩歌準則：“沒有靈魂的詩是詩的贗品。”
在八九十年代，寫作值得注意的詩作的中老年詩人，還有辛笛、唐是、唐祈、陳敬容、杜運燮、冀訪、魯黎、呂劍、曾卓、英永玉、公劉、邵燕祥、蘇金傘、白樺、梁南、孫靜軒、劉湛秋、任洪淵、趙愷等。作為“複出”詩人中的相當一部分，他們執著而穩定的思想藝術基點和畢竟是為時已晚的“歸來”，使他們的創作在一個時刻放射出動人的光彩，同時又成為“浩劫”後殘留的苦笑和無法釋懷的遺憾。
“複出”詩人中在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仍能保持創作活力，在藝術上又有新的拓展的有牛漢、鄭敏、蔡其矯、昌耀等。